那淡蓝色的窗帘,终究是遮不住什么的。它只能将窗外杂乱的天线与邻家晾晒的衣物,染上一层自欺欺人的、忧郁的颜色。我与阿敏那浮萍般的依偎,在这现实的重压下,也日渐显出它单薄的本质来。
看守柜台的收入,是微薄且不定的。那些黑皮肤棕皮肤的客商,精明得很,杀价杀得极狠,生意成了,老板也未必有多大的赚头,分到我手里的,便更是寥寥。阿敏那服装店的工钱,也是指望着提成,时好时坏。这城中村的房租水电,虽较别处低廉,但那数字每月摊到眼前,也像一座小山,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我们开始为钱争执。起初是委婉的,她念叨着某件看中的衣裳,终究没舍得买;我抱怨着饭菜的价钱,又涨了几分。后来便直接了,是这个月的房租还差多少,下季的房租又该如何筹措。她那怯怯的神情里,渐渐添了焦躁;我这木然的脸上,也多了不耐。
争吵的由头,往往是些极琐碎的事。一碗打翻的汤,一句无心的话,都能点燃那积压已久的、对生活的怨愤。声音在四壁间碰撞,又被那薄薄的门板滤出去,混入楼道里永恒的嘈杂中,算不得什么稀奇。吵罢了,便是长久的沉默。她背对着我,肩膀微微抽动;我望着那块淡蓝色的布,只觉得那颜色灰败得刺眼。
我这才发觉,所谓温情,原是顶奢侈的东西,须得有安稳的底子托着,方不至于摔得粉碎。我们这两株浮萍,自身尚且难保,那一点依偎,又如何抵得过这四面八方的风浪?
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我那身子,许是多年积劳,又许是心境抑郁,竟一日不如一日起来。先是咳嗽,夜里尤甚,咳得那床板都跟着颤动,搅得阿敏也无法安睡。她去药店买了最便宜止咳糖浆,那甜腻的液体滑过喉咙,只带来片刻的麻痹,药劲一过,那痒意便又更凶猛地卷土重来。后来便是低烧,缠缠绵绵的,总也不退,人便整日价昏沉,四肢百骸都透着酸软。
去看医生是不能的。那医院的门,于我而言,比当年大疆的办公楼还要森严。挂号、检查、开药,哪一样不要钱?我们那点捉襟见肘的进项,如何经得起这般的消耗?我只说是受了风寒,挨几日便好。阿敏起初还劝,后来见我只是沉默地摇头,便也罢了,眼神里却多了些我看不懂的东西,是怜悯?是失望?抑或是……厌倦?
一日,我强撑着去商城看守柜台。午后,人迹寥寥,我伏在柜台上,只觉得头重脚轻,眼前阵阵发黑。一个熟识的、常来采购山寨零件的非洲客商,用生硬的中文问我:“周,你,脸色,不好,病?”
我勉强挤出一丝笑,摇了摇头。
他却不走,打量着我,忽然说:“钱,有问题?我,有活,简单,赚钱,快。”
我抬起昏沉的眼皮。他说的“活”,是帮他将从国内各地小厂收来的、型号杂乱的内存条,重新贴上统一的、看似高端的标签,并检测其好坏。这活儿毫无技术可言,胜在按件计酬,现结。
我几乎未加思索,便应承了下来。此刻的我,还有什么资格挑拣?能换得买药的钱,便是好的。
于是,夜里回到那逼仄的房中,我不再是对着阿敏沉默,或是与她争吵,而是就着那昏暗的灯光,埋首于一堆散发着塑料和金属腥气的内存条中。手指因发烧而有些颤抖,那小小的标签,贴得歪歪扭扭。测试的机器发出单调的“嘀嘀”声,在这寂静的夜里,像为我这不堪的生命读着秒。
阿敏起初只是看着,不说话。后来,她便也搬个凳子,坐在我旁边,默默地帮我分类,或是将贴好标签的条子整理起来。我们之间,那争吵的戾气似乎被这共同的、卑微的劳动冲淡了些,但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更令人窒息的、无言的压抑。
她有时会抬起头,看着我因咳嗽而剧烈起伏的背脊,忽然冒出一句:“要不……我换个地方做工吧?听说……去夜场,钱多些。”
我的手一抖,一张标签便贴废了。我猛地抬头,想呵斥她,想阻止她,可撞上她那平静得近乎麻木的眼神,那话便堵在了喉咙里。我有什么资格呵斥她呢?我这病怏怏的身子,这看不到未来的处境,又如何能给她一个像样的“将来”?
我低下头,继续贴着那标签,只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:“……不要去。”
她不再说话。只有那测试仪的“嘀嘀”声,还在固执地响着。
我感觉自己真成了尘芥。不仅是这城市里的,也是阿敏生命里的。无用,累赘,随风飘荡,不知归宿。那曾经在实验室里,与精密的飞控算法搏斗的周南渡;那曾经在破书堆里,于昏灯下窥见另一个世界微光的周小四,如今都遥远得像上辈子的事了。
记忆里,广西山里那些石缝中开出的、极艳的紫色花,倏地闪过眼前。我曾以为见过花开便好,如今才知,花落之后,那漫长的、无花的、在尘土里挣扎的时日,才是生命真正的底色。
我这尘芥,还能在这风中飘摇几时呢?怕是等不到下一阵风来,便要无声无息地,落定在这泥泞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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