鸡肋记：主簿杨修的职场困局 · 第八章逃亡

　　建安二十四年秋，九月辛亥。　　我逃出许昌城时，天边刚泛起鱼肚白。身后的城门在晨雾中渐渐模糊，像一场正在消散的梦。我不知道要去哪儿，只是一直往东走。　　走过田野，霜打的庄稼耷拉着脑袋，在风里瑟瑟发抖。走过村庄，炊烟刚刚升起，狗吠声此起彼伏。走过一座又一座的山，山上的树叶红了黄了，层层叠叠，像打翻了染缸。　　饿了就摘野果子吃。柿子还涩，枣子已经甜了，山楂酸得人直皱眉头。渴了就喝溪水，溪水凉得渗牙，可是喝下去，胸口那团火烧得就没那么旺了。困了就找个山洞睡一觉，洞里有蝙蝠，有虫子的叫声，还有不知什么动物留下的气味。　　我睡不着的时候，就看着洞口那一小片天，从黑变灰，从灰变白。　　脑子里乱得很，像一锅煮沸的粥。我想起父亲，想起他最后看我的那一眼。我想起曹植，想起他写的诗。我想起那封信，想起那个雨夜，想起我亲手埋下的那些字句。可是想得最多的，是阿徽。　　阿徽的脸，阿徽的笑，阿徽的声音。　　“杨君。” 　　她总是这么叫我。声音软软的，糯糯的，像刚蒸好的糕。　　我摸了摸胸口，那块玉还在，贴着我心口的肉，温温的，热热的。那是她给我的，是三年前她塞进我手心里的。她说：“杨君，你拿着它，就当我在你身边。” 　　我拿着了，三年了，从没离过身。　　可是她在哪儿呢？　　走了三天，走到一个小镇上。　　镇子不大，藏在两座山的夹缝里，只有几十户人家，一条街。街是石板铺的，被踩得油光水滑，两边歪歪斜斜地挤着几家店铺。卖吃食的，热气腾腾；卖布的，花花绿绿；卖杂货的，叮叮当当。　　我走进一家饭铺，要了一碗面。　　面端上来，白花花的一碗，上面飘着几点油花，几根青菜。我低下头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面汤烫嘴，可我顾不上，吸溜吸溜地往嘴里扒，烫得眼泪都出来了。　　吃着吃着，眼泪就真的下来了。　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。可能是面太烫，可能是太饿了，可能是太久没吃过热乎的东西。也可能都不是。　　我就是想哭。　　一碗面吃完，我把碗舔得干干净净，连一滴汤都没剩下。放下碗，摸了摸身上，一文钱也没有了。　　店小二站在旁边，看着我。　　他年纪不大，十五六岁，瘦瘦的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短褂。他看着我，眼神从期待变成疑惑，又从疑惑变成警惕。　　“客官，”他说，声音还带着点少年人的稚嫩，“您还没给钱呢。” 　　我看着他，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　　总不能说，我是杨修，我是丞相府的主簿，我父亲是太尉，我吃过无数山珍海味，可是现在我连一碗面的钱都付不起。　　说了也没用。　　店小二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像是要喊人。　　就在这时候，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，把几枚五铢钱放在桌上。　　铜钱落在木桌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叮，叮，叮。　　我转过头去。　　一个人站在我旁边，穿着青灰色的男装，戴着斗笠，斗笠压得很低，遮住了大半张脸。只露出下巴，尖尖的，白白的，还有一小截脖子，细细的，像刚抽条的柳枝。　　那个人把斗笠往上抬了抬。　　是夏侯徽。　　我愣住了。　　她就站在那儿，站在饭铺昏黄的光线里，站在腾腾的热气后面，站在我做了无数次的梦里。她穿着粗布男装，头发简单地挽着，脸上没有脂粉，可是眼睛还是那么亮，像两汪泉水，像两颗星星，像三年以前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时那样。　　她瘦了。下巴尖了，颧骨也显了。可是她笑了，那笑容跟以前一样，又甜又温柔，像春风吹过的湖面，像月光洒落的庭院。　　“杨君。”她说，“我来找你了。” 　　我们坐在饭铺的角落里，面对面。　　她摘下斗笠，放在桌上。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，照在她脸上，照出一道道光影。我看见她眼角有细细的纹路，是这三年熬出来的。看见她嘴唇有些干裂，是赶路赶的。看见她手指上有茧子，是握缰绳握的。　　可是她的眼睛，那双眼睛，还是和三年前一模一样。　　亮晶晶的，水汪汪的，看着我的时候，像是要把我整个人都装进去。　　“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我问。声音有点哑，像是嗓子眼里塞了团棉花。　　“我一路跟着你。”她说，“你走得不算快，我追得上。” 　　她说得轻描淡写，好像这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。可是我看着她，看着她疲惫的脸，看着她磨破的鞋，看着她身上那件不合身的男装，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　　一路跟着。　　从许昌到这里，几百里路。我一个人走，都走得狼狈不堪。她一个女子，穿着男装，扮成男人，一路跟着我。要躲开官府的盘查，要避开路上的匪患，要应付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。饿了吃什么？渴了喝什么？困了睡哪儿？　　我不敢想。　　“阿徽。”我叫她，声音更哑了。　　她看着我，等着我往下说。　　可是我说不出话来。千言万语堵在嗓子眼里，挤成一团，一个字都挤不出来。　　她也不催，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看着我。嘴角微微翘着，像从前那样，带着点温柔的笑意。　　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憋出一句话：“你为什么要来？” 　　她眨了眨眼睛，睫毛像蝴蝶的翅膀，轻轻扑扇了一下。　　“杨君，”她说，“我想跟你走。” 　　我一愣。　　“跟你走，”她说，声音轻轻的，可是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，“去哪儿都行。” 　　我看着她，心里头像有一团火在烧。烧得我胸口发烫，烧得我眼眶发热，烧得我整个人都在发抖。　　“可是，”我说，声音抖得厉害，“你是陈家的媳妇，你有丈夫，有儿子——” 　　她摇摇头。　　“我没有嫁人。”她说。　　我愣住了。　　“那封信，”她说，“是陈群逼我写的。” 　　她低下头，看着桌上的碗筷。声音低低的，像是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。　　“他要我嫁给他侄子。我不肯。他说我爹已经答应了，说这是为了夏侯家好，为了陈家好，为了大家都好。我说我不嫁，我谁都不嫁。他就把我关起来，关在后院的小屋里，一天只给一顿饭。” 　　她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眶红红的，可是没哭。　　“关了三个月。我还是不肯。后来他没办法，就把我放出来了。” 　　她伸出手，握住我的手。她的手是凉的，冰凉的，可是握在我手心里，却像一团火。　　“杨君，”她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可是始终没有掉下来，“我等了你三年。” 　　三年。　　她等了我三年。　　我坐在那里，心里头像有一万根针在扎。每一根针都扎在最软的那块肉上，扎得我喘不过气来。　　三年。一千多个日日夜夜。她是怎么熬过来的？　　我想起那封信。信上说她嫁人了，说她有儿子了，说她过得很好，让我不要再找她。那些字整整齐齐地排在纸上，一笔一划，清清楚楚。　　我信了。　　我居然信了。　　我看着眼前这个人，看着她瘦削的脸，看着她疲惫的眼睛，看着她握住我的那只手。手指细细的，骨节分明，指甲剪得短短的，干干净净。　　“阿徽。”我说。　　“嗯？” 　　“我们走。” 　　她笑了。　　那一瞬间，阳光好像更亮了些。她笑得比阳光还灿烂，比三年前那个春天还要好看。眼泪终于掉下来了，可是她在笑，笑得那么开心，那么欢喜，像个终于等到糖吃的孩子。　　我们往南走。　　走过一片又一片的田野。稻子已经收割了，田里只剩下光秃秃的稻茬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像列队的士兵。有麻雀在田里跳来跳去，啄食落下的谷粒，听见脚步声，呼啦一声全飞起来，落在远处的树上，歪着脑袋看我们。　　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村庄。有的村庄热闹些，鸡鸣狗吠，人来人往。有的村庄安静些，只有几个老人坐在墙根底下晒太阳，眯着眼睛，看着我们走过。他们的眼神混混沌沌的，好像什么都看见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看见。　　走过一座又一座的山。山上的树有黄的，有红的，有还绿着的，层层叠叠，像一幅画。风吹过的时候，树叶哗啦啦地响，像在说话。有不知名的鸟在叫，叫声清脆，一声接一声，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。　　她走在我旁边，有时牵着我的手，有时挽着我的胳膊。我们不怎么说话，就这么走着。走累了就找个地方歇歇，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，或者躺在山坡的草地上。　　有一天傍晚，我们走到一座山梁上。太阳正在落山，把西边的天烧成一片橘红。山下的村庄升起了炊烟，一缕一缕，袅袅地飘上去，飘到半空中，散了。　　她站在我旁边，看着那片晚霞，忽然说：“真好看。” 　　我转过头看她。晚霞的光照在她脸上，把她的脸也染成了橘红色，红扑扑的，像秋天的柿子。　　“是好看。”我说。　　看的不是晚霞。　　她察觉到我的目光，转过头来，看了我一眼。然后笑了，笑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低下头去，露出半截白白的脖颈。　　过了一会儿，她又抬起头，看着远处。　　“杨君，”她说，“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吗？” 　　“你想一直走下去吗？” 　　她想了想，点点头。　　“想。”她说，“就这样一直走，走到走不动的那天。” 　　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伸出手，揽住她的肩膀。她靠过来，把头靠在我肩上，头发蹭着我的脸，痒痒的，香香的。　　太阳一点一点地落下去，晚霞一点一点地暗下去，天边最后那一抹红，像一滴墨落在水里，慢慢洇开，慢慢淡去，最后完全融进了夜色里。　　走了十天。　　走到一条大河边。　　河很宽，宽得看不见对岸的细节，只看见一片灰蒙蒙的轮廓。水流得很急，哗哗地响，响得人说话都要提高声音。河水是浑黄的，翻着浪花，卷着泡沫，一浪接一浪地往下游冲去。　　对岸是一片大山。山连着山，看不见头。山是青黑色的，像一道巨大的屏障，横在天边。　　河边有一个渡口。几根木桩歪歪斜斜地戳在水里，上面架着几块木板，算是一座码头。码头边停着几条小船，船不大，只能坐四五个人，船身黑乎乎的，被水泡得斑斑驳驳。　　船夫坐在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上，抽着旱烟。是个老头，满脸的褶子，黑黑瘦瘦的，穿着一件破旧的短褐。他眯着眼睛，看着河水，一口一口地抽着烟，烟雾从他嘴里喷出来，被风吹散了。　　我们走过去。　　“老人家，”我说，“过河多少钱？” 　　船夫转过头，看了我们一眼。他的眼睛浑浊，可是目光锐利，像鹰一样，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们。从我的脸看到我的衣裳，从她的脸看到她的鞋。　　“一个人十文。”他说。声音沙哑，像是被烟熏坏了嗓子。　　我摸了摸身上。一文钱也没有了。　　夏侯徽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。布包是蓝底白花的粗布，洗得干干净净，边角都磨毛了。她打开布包，里头是几串五铢钱，用麻绳串着，整整齐齐。她数了数，正好二十文。　　“给。”她把钱递给船夫。　　船夫接过钱，在手里掂了掂，又看了一眼，这才站起来，把烟杆往腰带上一插，走过去把船推下水。船在水里晃了晃，溅起一片水花。　　“上船吧。”他说。　　我们上了船。船一晃一晃的，站都站不稳。我扶着她，让她先坐下，然后自己坐在她旁边。船夫拿起桨，往水里一撑，船离开了岸边，往对岸划去。　　河水哗哗地响，船一晃一晃地往前走。她坐在我旁边，靠着我，闭上了眼睛。　　桨声欸乃，一下，一下，有节奏地响着。船夫的背影弯着，一下一下地划着桨。阳光照在水面上，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光，晃得人眼花。　　我看着她的脸。　　阳光照在她脸上，照得她的脸红扑扑的，像秋天的柿子。她的睫毛长长的，微微翘着，在眼睑上投下一小片阴影。她的嘴唇轻轻抿着，嘴角微微上翘，像是在做一个好梦。　　“阿徽。”我轻轻叫了一声。　　她睁开眼睛，看着我。　　“怎么了？”她问。　　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　　她也笑了，把头靠在我肩膀上，又闭上了眼睛。　　船到对岸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我们下了船，站在岸边，看着那条大河。河水还在流，哗哗地响，流得很急，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下来。　　“杨君，”她说，“我们以后去哪儿？” 　　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往南走。走到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” 　　她点点头，握住我的手。　　她的手还是凉的，可是握在我手心里，慢慢地就暖了。　　往山里走。　　山里的日子，跟外头不一样。　　早上是被鸟叫声吵醒的。那些鸟不知道躲在哪儿，叽叽喳喳地叫，叫得热闹极了。有的一长声，有的一短声，有的高，有的低，混在一起，像一支乱七八糟的曲子。睁开眼，看见的是树叶缝里漏下来的阳光，一点点，一片片，在地上晃来晃去。　　晚上是被风声哄睡的。山风从谷口吹进来，穿过树林，呜呜地响，有时急，有时缓，有时像有人在哭，有时像有人在笑。躺在山洞里，听着这风声，想着心事，想着想着就睡着了。　　白天走在山路上，看那些花花草草。有些花还开着，黄的，白的，紫的，星星点点，藏在草丛里。有些草已经枯了，黄黄的，趴在地上，踩上去沙沙地响。还有那些树，有的叶子全红了，红得像火；有的叶子全黄了，黄得像金；有的还是绿的，绿得发黑。　　饿了就摘野果子吃。山楂酸，野枣甜，柿子涩，得捂软了才能吃。有一次她摘了几个野柿子，塞在包袱里，捂了好几天，拿出来的时候已经软了，红彤彤的，像一个个小灯笼。她递给我一个，我咬了一口，甜得粘牙。　　渴了就喝山泉水。山里的泉水真凉，凉得渗牙，可是喝下去，从嘴里凉到心里，浑身上下都舒坦。有一次我们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，她用双手捧起水来喝，水从指缝里漏出来，滴在石头上，溅起小小的水花。　　困了就找个山洞睡一觉。山里的山洞多，大大小小，深深浅浅。有的洞里有蝙蝠，挂在洞顶，黑压压的一片，我们进去的时候，它们扑棱扑棱地飞起来，吓人一跳。有的洞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干干的土地，铺上些干草，就是一张软软的床。　　有一天晚上，我们躺在一个山洞里，看着洞口的月亮。　　月亮很圆，很亮，像一个白玉盘，挂在洞口正中央。月光照进来，照得洞里白花花的一片，连地上的草都看得清清楚楚。　　“杨君，”她忽然说，“你说，月亮上真的有嫦娥吗？” 　　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不知道。我又没上去过。” 　　她也笑了，往我身边挪了挪，把头靠在我胳膊上。　　“要是有的话，”她说，“她一个人住在上面，不孤单吗？” 　　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应该有玉兔陪着她吧。” 　　“玉兔又不是人。” 　　“还有吴刚，一直在砍桂花树。” 　　“砍树的人，整天就知道砍树，也不会陪她说话。” 　　我转过头，看着她。月光照在她脸上，照得她的眼睛亮晶晶的。　　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我问。　　她想了想，说：“要是我在月亮上，我就下来，找个有人的地方。” 　　“不下来怎么办？” 　　“那你就上来找我。” 　　我笑了，伸手搂住她。　　“好。”我说，“我上去找你。” 　　有一天，我们走到一个山村里。　　村子不大，藏在山坳里，四面都是山，像是被山捧在手心里。山是青的，树是绿的，天是蓝的，有几朵白云飘在上面，慢悠悠的，一点也不着急。　　村口有几棵大树，不知道长了多少年，树干粗得几个人都抱不过来。树底下有几个老人，坐在石头上，晒着太阳，说着闲话。看见我们走过来，他们都抬起头，好奇地看着我们。　　我们走过去，问：“老人家，请问这是哪儿？” 　　一个老人站起来，打量着我们。他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褶子一道一道的，可是眼睛还挺亮，不像有些老人那样混混沌沌。　　“这是桃花村。”他说，“你们从哪儿来？” 　　“从北边来。”我说，“要往南边去。” 　　老人点点头，又问：“去南边做什么？” 　　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去南边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就是走，一直往南走。　　她在我旁边说：“我们想找个地方住下来。” 　　老人看了她一眼，又看了我一眼，眼睛里闪过一丝什么。可能是好奇，可能是疑惑，也可能是别的什么。　　“天快黑了，”他说，“山路不好走，你们就在村里歇一晚吧。” 　　我们谢过他，跟着他走进村子。　　村子不大，只有几十户人家，房子都是土坯的，茅草的顶，歪歪斜斜地挤在一起。一条小路从村口通到村里，路两边是菜地，种着些青菜萝卜。有几只鸡在路上啄食，看见人过来，咯咯咯地叫着躲开。　　老人把我们领到他家里。房子不大，院子倒不小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院子里堆着些柴火，墙角种着几棵菊花，正开着，黄的白的，热热闹闹。　　一个老太太从屋里出来，看见我们，愣了一下。老人跟她说了几句，她点点头，笑着说：“进来坐，进来坐。” 　　屋子不大，可是暖和。灶膛里烧着火，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什么，冒出一阵阵香味。她招呼我们坐下，又去拿碗筷。　　饭是糙米饭，菜是野菜，还有一碗咸菜。我们吃得香，吃了两大碗。老太太看着我们吃，笑眯眯的，一个劲儿地给我们添菜。　　吃完饭，老人跟我们聊天。他说他姓王，叫王伯，在这村里住了几十年了。他说这村子的人都姓王，是从外地逃难来的，逃来的时候，这儿还是一片荒山野岭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们一点一点地开荒，种地，盖房子，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。　　我问他：“这地方安全吗？” 　　他看了我一眼，笑了笑。那笑容里有点什么，像是明白，又像是不在意。　　“客官，”他说，“这年头，哪儿安全？这儿山高皇帝远，官府管不着，土匪也懒得来。还算太平。” 　　我点点头，没再问。　　那天晚上，我们睡在老人家的柴房里。柴房不大，堆满了干柴，可是收拾得干净。老人抱来两床被子，铺在干柴上。被子是粗布的，洗得发白，可是软软的，暖和的，还带着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。　　我们躺下来，看着窗外的月亮。　　月亮还是那么圆，那么亮。月光从窗户缝里漏进来，在地上画出一道一道的白线。　　“杨君。”她忽然说。　　“嗯？” 　　“我们在这儿住下吧。” 　　我一愣，转过头看她。　　“住下？”我问。　　“嗯。”她说，声音轻轻的，可是很认真，“这地方挺好。有山有水，有人家，没人认识我们。我们就在这儿住下来，种点地，养几只鸡，过普通人的日子。” 　　我看着她。月光照在她脸上，照得她的眼睛闪闪发亮。那眼睛里有一点光，一点盼望，一点小心翼翼的期待。　　“好。”我说。　　她笑了。　　那笑容，比月光还要温柔。　　我们在桃花村住下来了。　　王伯帮我们把村头一间空屋子收拾出来。屋子不大，只有一间，土墙，茅草顶，窗户是纸糊的，门是木板钉的。可是有床，有灶，有桌子，有凳子，该有的都有。　　王伯的老伴给我们拿来一些碗筷，一口锅，几个盆。村里的人也来看我们，有的拿几个鸡蛋，有的拿一把菜，有的拿一袋子米。他们站在门口，笑着跟我们说话，问我们从哪儿来，为什么要在这儿住下。　　我们说，从北边来，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过日子。　　他们点点头，不再多问。　　我们用剩下的钱买了些种子。王伯帮我们开了几块荒地，就在村后的山坡上。地不大，可是土挺肥，黑油油的，攥一把能攥出油来。　　每天天不亮她就起来，扛着锄头去地里。我去的时候，她已经在干活了，弯着腰，一下一下地锄地，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，滴在黑土里。　　我说：“歇会儿吧。” 　　她抬起头，笑着说：“不累。” 　　她的脸晒黑了，手也粗了，可是眼睛更亮了。那亮光，是以前没有的。以前在许昌的时候，她眼睛里也有亮光，可那亮光是藏着的，小心翼翼的，像怕被人看见。现在的亮光是敞开的，坦坦荡荡的，像山里的太阳。　　我回家做饭。灶膛里的火噼啪地响，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开。我把米下进去，又切了点野菜，撒点盐，煮成一锅糊糊。有时候运气好，能捡到几个野鸡蛋，打散了搅在糊糊里，香得能把舌头吞下去。　　她回来的时候，饭正好熟了。我们坐在院子里，端着碗，呼噜呼噜地吃。她吃得香，一碗接一碗，吃得满头大汗。　　吃完，她靠在我身上，看着天上的云。云慢慢的，悠悠的，从这头飘到那头，不知道要去哪儿。　　“杨君，”她说，“你说，我们能一直这样吗？” 　　我搂着她，说：“能。” 　　她笑了，闭上眼睛。　　日子就这么过着。平淡，踏实，一天又一天。　　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地里干活。　　太阳暖洋洋的，晒得人懒洋洋的。我弯着腰，一锄头一锄头地刨地，汗水顺着脊背流下来，湿透了衣裳。她不在旁边，今天她去山里捡柴火了，说趁着天好，多捡点回来，留着过冬。　　忽然听见有人喊我。　　“杨君！杨君！” 　　声音很急，像是在跑。　　我抬起头，看见王伯从村口跑过来。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头发都跑散了，脸上的褶子抖成一团。　　“杨君，”他喘着气说，声音都变了调，“快跑！有官兵来了！” 　　我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　　官兵？　　我扔下锄头，往村里跑。锄头掉在地上，砰的一声，砸起一小片土。我顾不上捡，撒开腿拼命跑，跑过田埂，跑过菜地，跑过村口那几棵大树。　　跑到村口，我停下来，躲在一棵树后面，往外看。　　一队官兵正从山路上过来。七八个人，骑着马，穿着铠甲，铠甲在阳光下闪着冷冷的光。手里拿着刀，刀也闪着光，明晃晃的，刺眼。　　为首的一个人，骑着一匹黑马，身材魁梧，满脸横肉。他勒住马，往村里看了看，一挥手，带着人进了村。　　马蹄踏在石板路上，得得得地响。那响声一下一下的，像踩在我心口上。　　他们挨家挨户地搜。踹开门，进去，翻东西，出来。鸡飞狗跳，哭声骂声响成一片。有小孩在哭，有女人在叫，有男人在喊。　　搜到我们那间屋子，他们停下来。为首的人一扬下巴，几个人冲上去，一脚踹开门，进去了。　　我躲在树后，攥紧了拳头。指甲掐进肉里，掐得生疼。　　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出来了。为首的人站在门口，大声喊：“人呢？” 　　没人回答。　　他骂了一句，翻身上马，带着人往山里追去。马蹄声渐渐远了，渐渐听不见了。　　我躲在树后，等了好久，等得太阳都偏西了，等得手都攥麻了，才敢出来。　　我跑回屋子。　　门开着，歪在一边，门板上有好几个脚印。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。被子扔在地上，褥子也被扯了出来，碗筷碎了一地，锅被砸了个窟窿，灶膛里的灰扬得到处都是。　　她不在。　　我疯了似的找。跑出屋子，跑遍整个村子，见人就问：“看见她没有？看见她没有？” 　　没人回答。他们看着我，眼神躲躲闪闪的，像在看一个疯子。　　最后，我找到王伯。　　他坐在院子里，低着头，抽着旱烟。烟雾从他嘴里喷出来，飘飘忽忽的，散了。　　“王伯！”我跑过去，抓住他的胳膊，“她呢？她在哪儿？” 　　他抬起头，看着我。眼睛里浑浊浊的，有泪光在闪。　　“杨君，”他说，声音沙哑得像破锣，“我看见她被带走了。那些官兵把她绑在马上，往北边去了。” 　　我松开手，往后退了一步。　　往北边去了。　　我转身就跑。　　跑出村子，跑上山路，跑进山里。跑了一夜，跑到天亮，跑到那条大河边。　　河边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　　河水还在流，哗哗地响，流得很急。急得像我的心跳，急得像我的血在往外涌。　　“阿徽！”我大喊。　　没有人回答。　　只有河水的声音。哗哗哗，哗哗哗。　　像在哭。　　我站在河边，看着那条河。　　河水浑黄，翻滚着，咆哮着，往下游冲去。不知道从哪儿来，也不知道到哪儿去。就这么流着，流了几百年，几千年，还会继续流下去。　　我摸了摸胸口。　　那块玉还在。　　贴着我心口的肉，温温的，热热的。是她的体温，还是我的，已经分不清了。　　我攥着那块玉，攥得手都在发抖。　　“阿徽。”我轻轻叫了一声。　　风把我的声音吹散了，吹得七零八落，不知道飘到了哪儿。　　河水还在流，哗哗哗，哗哗哗。　　像在哭。　　又像在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