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。 2008年4月25日。 下午三点,长滩,一个靠近码头的社区。 房子不大,木结构的平房,外墙漆成浅蓝色,褪得厉害,露出下面发灰的木头。 门前的院子里长着几棵柠檬树,果实累累的,黄的绿的,压弯了枝头。 汤普森坐在门口的台阶上。 他穿着一件旧夹克,里面是格子衬衫,领口洗得发白。 拐杖放在旁边,手搭在上面,手指在抖。 范希尔站在他面前。 把那本笔记本递给他。 汤普森接过去,翻开。 他看了很久。 翻得很慢。 每一页都看。 看到最后,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。 他抬起头,看着范希尔。 “是他?” “是她。” 范希尔看着汤普森询问。 “你有什么想法?” 汤普森沉默了一下。 “我想杀她。” 他说。 声音很平静。 “想了很多年。想过很多次。每次去我妻子墓前,我都在想,找到那个人,我要亲手杀了他。” 他抬起头,看着范希尔。 “但现在,我杀不了了。”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 那双手瘦得皮包骨头,青筋暴起,抖个不停。 “这双手,连拐杖都快握不住了。” 范希尔没说话。 汤普森看着他。 “你们有这种业务吗?” 范希尔摇摇头。 “我不接这种业务。” 汤普森的目光暗了一下。 “但她会。” 范希尔朝茱莉娅努了努嘴。 汤普森抬头看向茱莉娅。 此刻,茱莉娅靠在车门上,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,在她脸上投下阴影。 “她非常痛恨这种人。” 范希尔说。 “当然,钱必须到位。” 汤普森点点头。 “我的退休金,加上我妻子的抚恤金,还有我这些年存下来的,一共三万七千块。都给你们。” 他顿了一下。 “够吗?” 范希尔想了想。 “够了。” 三天后。 2008年4月28日。 下午两点,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。 心理学系教学楼是一栋灰色的混凝土建筑,四层楼高,外墙是裸露的水泥,那种七十年代的粗野主义风格。 楼前有一片草坪,几棵棕榈树,几个学生躺在草地上晒太阳。 二楼,阶梯教室。 凯瑟琳·布伦南站在讲台上。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衬衫,外面套着灰色的开衫,戴着金丝边眼镜,头发梳得很整齐。 面前是一排麦克风,身后是巨大的投影屏幕,上面显示着PPT的标题: “青少年心理健康与行为干预”。 教室里坐满了人。 大概七八十个学生,还有一些老师和外来的听众。 她的声音通过音响传出来,很稳,很有条理。 “所以,我们认为,早期的行为干预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至关重要...” 砰。 一声脆响。 像是什么东西炸开的声音。 不是很大,但在安静的阶梯教室里格外清晰。 凯瑟琳的头猛地往后一仰。 然后整个人往后倒下去。 倒在地上。 一动不动。 鲜血从她头部流出来,在地板上蔓延,很快汇成一小滩。 教室里安静了两秒。 然后尖叫声爆发出来。 学生们四处乱跑,撞翻椅子,推搡,哭喊。 窗户外,大概三百米外,对面一栋楼的楼顶。 茱莉娅收起那支狙击步枪。 那是她通过暗网买的,L115A3,英国货,.338口径,有效射程一千一百米。 她把枪拆开,装进一个黑色的乐器盒里。 然后她站起来,沿着消防楼梯走下去。 五分钟后。 她坐进停在三条街外的银色保时捷。 范希尔坐在驾驶位上,等她。 “搞定了?” 茱莉娅点点头。 “搞定了。” 范希尔发动车。 保时捷汇入车流,朝长滩的北边开去。 两天后。 2008年4月30日。 汤普森死了。 他在听到凶手死亡的消息后,第二天就倒地不起。 医生说是癌细胞扩散,到了最后阶段。 他死之前,让护工把范希尔叫到病床前。 圣玛丽医疗中心,临终关怀病房。 房间不大,一张病床,几台监护仪器,窗户很大,可以看见外面的花园。 花园里种着玫瑰,红的粉的黄的,开得正艳。 汤普森躺在病床上,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。 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,颧骨高高突起,眼睛深陷,但目光还算清醒。 范希尔站在床边。 汤普森看着他,看了很久。 然后他伸出手。 很慢。 手抖得很厉害。 范希尔握住他的手。 那手冰凉,皮包骨头,没有一点肉。 “谢谢。” 汤普森说。 声音很轻,像风吹过的沙沙声。 范希尔没说话。 汤普森的目光从他脸上移开,转向窗户。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,照在白色的被子上,暖暖的。 “我妻子,小时候最喜欢玫瑰。我们家后院种了一大片。她每天都要去浇水,剪枝,有时候还会对着那些花说话。” 他嘴角弯了一下。 “她说,那些花听得懂。” 汤普森闭上眼睛。 “我去找她了。” 他的声音越来越轻。 “告诉她,凶手死了。可以安心了。” 然后他的手松开了。 监护仪上的心跳曲线,慢慢变成一条直线。 滴—— 长鸣声。 2008年5月到8月。 因为汤普森的案件,让范希尔的侦探事务所在南洛杉矶渐渐有了名气。 汤普森在码头干了四十年。 从十八岁的小工,干到五十八岁的车间主任。 码头上几代人,都认识他。 长滩码头,洛杉矶港,那些装卸集装箱的、开吊车的、修机械的,都是他的工友、他的朋友、他的晚辈。 他们都听说了汤普森的事情。 然后,知道了范希尔·道格拉斯这个名字。 那个年轻人,用了不到十天,就破了十七年前的悬案。 那个年轻人,帮汤普森的妻子讨回了公道。 一传十,十传百。 五月份,范希尔接到三个案子。 六月份,接到七个。 七月份,十二个。 八月份,十九个。 大多数是普通的案子。 出轨的丈夫,失踪的少年,被骗的老人。 也有难啃的骨头。 多年前的旧案,没有线索的盗窃,死不认账的凶手。 范希尔用他的能力,一个一个地破。 罪业白线。 那根线成了他的路标。 范希尔负责破案。 茱莉娅负责收钱。 有钱的,多收点。 没钱的,少收点。 就这样。 侦探事务所的名声,在洛杉矶的底层社区里,渐渐传开了。 2008年9月1日。 上午八点,洛杉矶艺术区。 范希尔把车停在门口。 他推开车门,走到那栋三层楼的建筑前面。 红砖墙,爬山虎,黑色漆的窗户,玻璃擦得很亮。 门口的牌子还是那块: 侦探事务所。 没有破不了的案,有的话,意味着凶手已经死了或离开洛杉矶。 范希尔看着那块牌子,越发满意。 然后,他看到了门口放着的一个包裹。 深棕色的牛皮纸包装,四四方方的,大概三十厘米见方,五厘米厚。 用麻绳捆着,扎得很紧,绳结打得很规整,像是专业的打包手法。 包裹上面放着一个信封。 白色的,很普通的信封,没有邮戳,没有地址,只写着几个字: 范希尔·道格拉斯先生亲启。 字是手写的。 黑色墨水,字迹工整,每一个笔画都很认真,像印刷体一样规整。 范希尔弯腰捡起那个包裹,推开门走进去。 茱莉娅正站在二楼的楼梯口,端着咖啡杯。 “什么东西?” 范希尔走上去,把包裹放在办公桌上。 茱莉娅走过来,站在他旁边。 范希尔拆开那个信封。 里面是一张对折的纸。 厚实的纸张,象牙白色,摸上去很有质感,是那种高级写字楼里才会用的信纸。 他展开。 上面写着: 尊贵的范希尔·道格拉斯侦探先生: 我叫J,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侦探爱好者。 我一直在关注您的侦探事务所。 三个月时间,三十一个案子。 从出轨调查到十七年悬案,从走失儿童到冷案追凶。 您的破案率是百分之百。 这个数字,在洛杉矶,甚至在全美国,都是绝无仅有的。 我很好奇,您是怎么做到的。 所以,我冒昧地给您写了这封信。 现在,恳请您参加我举办的【洛杉矶年度最佳侦探选拔赛】。 同意的话,请在规定时间内,赶到指定地点。 到时会有人来接你们。 这样的邀请,我已经发送了不下10个人。 当然,有些人可能不会参与。 但我想说的是。 只要来参加,不管结果如何,都会有10万美金的参与奖。 一旦获得年度最佳侦探头衔,我将额外奖励一百万美金的报酬。 请慎重考虑之后,选择参与与否。 加一句。 此次选拔赛,有可能造成伤亡,请务必考虑清楚。 信的最后,是一个地址。 圣佩德罗,第22号码头,仓库C-7。 2008年9月2日晚12点前。 范希尔看完信,抬起头,看着茱莉娅。 茱莉娅也看着他。 两人都没说话。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,照在那张信纸上,照在那些工整的字迹上。 J。 洛杉矶年度最佳侦探选拔赛。 有可能造成伤亡。 十万美金参与奖。 一百万美金头奖。 范希尔把信放下,靠在椅背上。 “你怎么看?” 茱莉娅走到窗边,看着外面的街。 街上人不多,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,车筐里装着刚买的法棍面包。 一个流浪汉躺在对面屋檐下的阴影里,身上盖着毯子。 几只鸽子在地上啄食,咕咕叫着。 “这个J,知道你的名字,知道你的地址,知道你破了多少案子。” 她转过身,看着范希尔。 “而且,他敢说‘有可能造成伤亡’。” 范希尔点点头。 “说明他不是普通人。” 茱莉娅走回办公桌边,拿起那个包裹。 她拆开麻绳,打开牛皮纸。 里面是一个银色的金属箱。 手提箱大小,铝合金材质,表面磨砂处理,边角包着防撞的黑色橡胶。 箱子上有一个密码锁,六个数字的。 没有说明书。 没有钥匙。 范希尔拿起那个箱子,翻来覆去地看。 “你觉得里面是什么?” 茱莉娅想了想,说出一个字。 “钱。” 范希尔看着那个密码锁。 六个数字。 他试了一下。 080901。 咔哒。 锁开了。 他和茱莉娅对视一眼。 箱子打开。 里面是一沓现金。 崭新的百元美钞,捆得整整齐齐,一共十捆。 十万美金。 现金下面,压着一张卡片。 黑色的,磨砂质感,上面只印着几个银色的字: 9月2日,圣佩德罗,22号码头,仓库C-7。 不见不散。 范希尔拿起那张卡片,看着那些字。 窗外,一只鸽子扑棱棱飞起来,在阳光里转了一圈,朝远处飞去。 茱莉娅走到他身边。 “去吗?” 范希尔看着窗外。 远处,洛杉矶的天际线在晨光里清晰可见。 市中心的高楼,远处的山,还有更远处,那片灰蓝色的太平洋。 他把卡片放下。 “我想去。” “那就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