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术后的第七天,陈默被允许拄着拐杖在野战医院范围内活动。
说是活动,其实只是从棚子挪到二十米外的杨树下,再挪回来。左大腿的残端裹着厚厚的绷带,每次落地都会传来尖锐的刺痛,像有无数根针从骨头里往外扎。但他坚持每天走,从三次到五次,从每次五分钟到十分钟。王医生说这是为了防止肌肉萎缩,也为将来装假肢做准备。
这天下午,他照例挪到杨树下。秋日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洒下来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远处,新一批伤员正被抬进帐篷,担架队的人喊着号子,医护人员匆匆跑来跑去。战争就在几十里外,这里的宁静像一层薄冰,随时可能碎裂。
“陈同志。”
陈默回头,看见李主任站在几步外,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。几天不见,李主任看起来更疲惫了,眼下的乌青像两块瘀伤。
“李主任。”陈默想站起来,但李主任摆摆手示意他坐着。
李主任在旁边的树桩上坐下,打开文件夹:“关于你的审查,有结果了。”
陈默的心提了起来。虽然知道自己清白,但在这种特殊时期,清白有时不能自证。
“组织上认定,你在上海期间的工作是可信的,带回的名单确实挽救了大量同志的生命。”李主任说,“但是,关于林光和林婉的问题,以及名单提前泄露的原因,还需要进一步调查。在这期间,你不能参与一线工作,也不能接触机密情报。”
这是预料之中的结果。信任一旦出现裂痕,修补需要时间。
“我理解。”陈默说。
李主任合上文件夹,看着远处的伤员帐篷,沉默了一会儿:“陈同志,你恨吗?”
这个问题来得突然。陈默愣了一下:“恨什么?”
“恨这场战争,恨让你失去一条腿的日本人,恨那些出卖同志的内奸,恨……”李主任顿了顿,“恨组织现在不信任你。”
陈默想了想,缓缓摇头:“不恨。恨太奢侈了,消耗精力。我现在只想做能做的事。”
“即使只有一条腿?”
“即使只有一条腿。”
李主任看着他,眼神复杂:“你知道根据地现在的情况吗?”
“大概知道一些。”
“不,你不知道全部。”李主任的声音压低了些,“日本人这次的扫荡比预想的更狠。他们采用了新的战术——‘三光政策’,烧光、杀光、抢光。已经有好几个村庄被屠了,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。”
陈默的心沉了下去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,但亲耳听到还是像被重锤击中。
“新四军主力已经跳出包围圈,”李主任继续说,“但地方部队和老百姓遭殃了。我们的后勤线被切断,药品、粮食都进不来。伤员越来越多,药品越来越少。昨天,我们不得不给重伤员用盐水代替消毒水。”
盐水。陈默想起自己伤口换药时烧酒的刺痛,那已经算好的了。
“组织上决定,”李主任说,“野战医院要转移,分散到各个山村去。大目标太明显,日本人一旦发现,一个轰炸就全完了。”
“什么时候转移?”
“今晚。”李主任说,“你被分到第二组,去三十里外的李家沟。那里有个山洞,相对隐蔽。王医生和另外两个医护人员跟你一起去,照顾五个重伤员。”
陈默点点头。转移是必要的,但以他现在的状态,三十里山路……
“我知道你走不了那么远。”李主任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,“已经安排了担架。但山路难走,可能会很颠簸,你要有心理准备。”
“我没事。”陈默说,“其他伤员呢?”
“分四组,去四个不同的地方。”李主任站起身,“陈同志,到了李家沟,你还有任务。”
陈默抬头看他。
“李家沟的村长是我们的人,但他最近报告说村里有可疑人物活动。可能是汉奸,也可能是日本特务。你去之后,协助他调查。当然,是在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下。”
调查。这是他在莫斯科受训的老本行。陈默感到一丝久违的兴奋,但很快冷静下来——以他现在的样子,能调查什么?
“我尽力。”他说。
“好。”李主任拍拍他的肩膀,“准备一下吧,天黑就出发。”
傍晚六点,转移开始了。
陈默躺在担架上,被两个年轻战士抬着。担架是临时用门板和麻绳做的,很简陋,每走一步都晃得厉害。左腿的残端撞在担架边缘,疼得他冷汗直冒,但他咬着牙没出声。
同行的还有另外四个伤员,两个用担架抬着,两个勉强能走,拄着树枝当拐杖。王医生和两个护士背着药箱和少量药品,走在队伍中间。领队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,姓赵,是地方部队的排长,对这一带地形很熟。
天黑得很快,山路更难走了。没有月亮,只有几支手电筒发出微弱的光,勉强照亮脚下。队伍走得很慢,不时停下来等后面的伤员。夜里很冷,哈出的气都变成白雾。
走了大约两个小时,赵排长示意队伍停下休息。陈默被放下来,靠在一块大石头上。王医生走过来检查他的伤口,绷带又被血浸湿了。
“疼吗?”她问。
“还好。”陈默说,声音有些发抖。
王医生没说什么,给他换了条绷带,又塞了个热水袋。水是温的,不太热,但总比没有好。
“还有多远?”陈默问赵排长。
“一半吧。”赵排长蹲在旁边,点了支烟,但没抽,只是捏在手里,“前面那段路更难走,要过一条河。桥被炸了,得趟水。”
“伤员怎么过?”
“抬过去。”赵排长说,“水不深,但很冷。你们得忍忍。”
休息了十五分钟,队伍继续前进。果然,走了没多久就听见水声。是一条小河,河面不宽,但水流很急。手电筒照过去,能看见河底的石头。
“两人一组,抬担架过河。”赵排长指挥道,“小心脚下,石头滑。”
陈默的担架被抬起来,走进河里。水确实不深,只到战士的小腿,但冰冷刺骨。水溅到担架上,打湿了陈默的衣服。他打了个寒颤,左腿的伤口像被冰锥扎进去,疼得他眼前发黑。
好不容易过了河,队伍在岸边稍作休整。王医生赶紧检查伤员的情况,有两个伤员的伤口被水浸湿了,必须重新包扎。药品有限,只能用干净的布擦一擦。
“这样下去不行。”王医生低声对赵排长说,“伤口感染会更严重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赵排长皱眉,“但没办法,必须赶到李家沟。这里不安全,日本人经常巡逻。”
继续赶路。后半夜,陈默开始发烧。伤口感染加上河水浸泡,炎症又起来了。他感到浑身发冷,牙齿打颤,视线模糊。王医生给他量了体温,三十九度五。
“必须用药。”她说,从药箱里找出最后一点磺胺,调成糊状敷在伤口上,“但效果有限,得尽快到地方休息。”
陈默点点头,已经说不出话了。他闭上眼睛,集中精神对抗疼痛和寒冷。脑海里浮现出一些破碎的画面——上海街头、书店、医院、教堂、火车站……像一部坏掉的电影,画面跳跃,没有逻辑。
突然,前方传来一声枪响。
所有人都停住了。赵排长立刻示意熄灭手电筒,队伍隐蔽到路边的树林里。黑暗中,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。
又传来几声枪响,更近了。然后是日语喊叫声。
“趴下!别出声!”赵排长压低声音说。
陈默被从担架上抬下来,藏在灌木丛后。王医生趴在他旁边,手按在他嘴上,示意别出声。两个战士已经拔出了枪,瞄准枪声传来的方向。
枪声越来越近,还夹杂着脚步声和喊叫声。听声音,至少有一小队日本兵在追什么人。
“往这边跑了!”
“抓住他!”
一个人影从树林里冲出来,跌跌撞撞地跑向河边。手电筒的光束在后面追着,照亮了那个人——是个年轻男人,穿着破烂的八路军军装,左臂受伤了,血顺着手臂往下滴。
日本兵追了上来,大约五六个人。年轻男人跑到河边,回头看了一眼,然后纵身跳进河里。水花溅起,人影消失在黑暗中。
日本兵追到河边,用手电筒照了照水面,但水流很急,人已经不见了。他们骂了几句,在岸边搜索了一会儿,没找到人,悻悻地离开了。
等日本兵的脚步声完全消失,赵排长才示意安全。王医生松了口气,放开捂着陈默嘴的手。
“刚才那个人……”一个护士小声说。
“是我们的人。”赵排长脸色凝重,“可能是侦察兵,被日本人发现了。”
“他还活着吗?”
“不知道。”赵排长看着黑暗的河面,“水这么急,又受了伤……”
队伍沉默了。这就是战争,每天都有人牺牲,连名字都不知道。
“继续前进。”赵排长说,“天快亮了,必须在天亮前赶到李家沟。”
队伍重新出发。陈默被抬上担架时,看了一眼河面。河水在黑暗中流淌,像一条黑色的绸带。那个跳河的战士,可能已经牺牲了,像无数牺牲的同志一样,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。
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,队伍终于到达李家沟。
这是一个隐藏在深山里的村庄,只有二十几户人家,房子都是石头砌的,沿着山坡错落分布。村子很安静,连狗叫声都没有。赵排长敲了敲村口一户人家的门,很久,门才开了一条缝。
“谁?”一个苍老的声音。
“老李,是我,赵大山。”赵排长说。
门开了,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探出头,看见赵排长,松了口气:“可算来了,快进来。”
伤员被抬进院子。院子不大,但很干净,正屋旁边有个柴房,已经收拾出来当临时病房。五个伤员被安置在柴房的草铺上,王医生和护士立刻开始检查伤势。
陈默被安排在靠墙的位置,这里相对干燥。老李——也就是村长,拿来一床棉被和几个枕头。
“条件简陋,委屈同志们了。”老李说,“村里人都撤到山里去了,就剩我和几个老头老婆子看家。”
“日本人来过吗?”赵排长问。
“来过两次,但没进村。”老李说,“这地方偏,路不好走,日本人懒得上来。但他们知道这里有村子,时不时在下面路口设卡。”
赵排长点点头:“我们得在这里待一段时间,等风声过去。粮食够吗?”
“省着点,够吃半个月。”老李说,“山里有野菜,河里能抓鱼,饿不死。就是药品……”
“我们带了一点,但不多。”王医生说,“重伤员需要抗生素,否则……”
她没说完,但大家都明白。没有药,重伤员很难撑下去。
天亮后,王医生给陈默重新检查伤口。感染果然加重了,伤口周围的皮肤红肿发烫,一按就有脓液渗出来。
“必须再次清创。”王医生说,“但这里条件……”
“没关系,做吧。”陈默说。
清创还是在柴房里进行。没有手术台,就铺了块油布在地上。没有麻药,王医生只能用烧酒消毒,然后用手术刀切开伤口,清理脓液和坏死组织。
陈默咬着一块毛巾,疼得浑身发抖,但没出声。汗水浸透了衣服,滴在地上,汇成一小滩。
清理完后,王医生用最后的磺胺粉敷在伤口上,重新包扎。
“休息吧。”她说,“能睡就睡,保存体力。”
陈默闭上眼睛,但睡不着。疼痛像一只野兽,在身体里横冲直撞。他只能数数,从一数到一千,再从一千数到一,用这种机械的方式转移注意力。
下午,老李端来一碗粥。粥很稀,几乎能照见人影,但热乎乎的。
“喝点,暖暖身子。”老李说。
陈默接过碗,慢慢喝着。老李在旁边坐下,看着他,欲言又止。
“李村长有事?”陈默问。
老李犹豫了一下,压低声音:“赵排长说,你以前在上海工作,懂抓特务?”
陈默点点头:“懂一点。”
“那……”老李往门外看了看,确定没人,才继续说,“我们村最近确实不太平。上个月,有人在夜里看见有信号灯在山头闪,像发电报。后来我去看了,没找到人,但找到了这个。”
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,打开,里面是一节干电池和一小截电线。
“这是电台用的电池。”陈默一眼就认出来了,“你在哪找到的?”
“后山的山洞里。”老李说,“那山洞很隐蔽,一般人不知道。我年轻时打猎发现的,后来当储藏室用。但最近我发现,里面有人活动的痕迹,还有这个。”
“你告诉组织了吗?”
“告诉了,李主任知道。”老李说,“但他让我先别声张,等派人来查。这不,你们就来了。”
陈默思考着。电台、电池、隐蔽的山洞——这确实像是特务活动的迹象。但会是谁?汉奸?还是日本特务?
“村里有陌生人吗?”他问。
“有。”老李说,“上个月来了个货郎,说是从北边来的,卖针线、火柴这些小东西。但他不太像货郎,手太干净,说话也文绉绉的。在村里待了三天,走了。走之后,就发现了信号灯。”
“他长什么样?”
“四十来岁,中等个子,戴个眼镜,左手虎口有颗痣。”老李描述道,“说话带点南方口音,但不重。”
虎口有痣。陈默的心一跳。在上海,那个出卖老周的卧底小野,虎口就有痣。是同一个人吗?还是巧合?
“他还会回来吗?”陈默问。
“说不好。”老李说,“他说一个月左右会再来,算算时间,也就这几天了。”
陈默点点头:“如果他回来,通知我。但别打草惊蛇。”
“明白。”老李说,“陈同志,你的身体……”
“不碍事。”陈默说,“抓特务用脑子,不用腿。”
老李走后,陈默躺在草铺上思考。货郎、电台、虎口有痣——这些线索连在一起,指向一个可能性:小野或者他的同伙,已经在根据地内部活动了。
如果真是这样,那根据地的安全就岌岌可危了。电台可以传递情报,可以接收指令,可以引导日军轰炸或围剿。
必须抓住这个人。但以他现在的身体状态,怎么抓?
他想到了赵排长。地方部队的人,熟悉地形,也有战斗经验。可以让他配合。
傍晚,陈默把赵排长叫来,说了情况。赵排长一听,立刻紧张起来。
“如果真有特务,必须马上抓!”他说,“我这就带人去后山搜!”
“不行。”陈默摇头,“打草惊蛇。如果他在村里有眼线,我们一动,他就跑了。要等,等他回来,人赃并获。”
“那怎么办?”
“设埋伏。”陈默说,“在山洞周围布控,等他发电报时抓现行。但需要人手,需要耐心。”
赵排长想了想:“人手我有,村里还有几个民兵,可以调过来。耐心……也有。但陈同志,你这样的身体,能指挥吗?”
“我可以。”陈默说,“给我一张后山的地图,我来制定计划。”
赵排长拿来地图,是手绘的,很粗糙,但标出了主要地形。陈默研究了半个小时,制定了一个简单的埋伏方案——在洞口上方和两侧设三个埋伏点,用绳子做绊索,等目标进洞后,拉响铃铛为号,同时行动。
“关键是隐蔽。”陈默说,“埋伏点要选在视野好但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。行动要快,不能让他有机会销毁电台。”
“明白。”赵排长说,“我这就去安排。”
“等等。”陈默叫住他,“这件事,暂时只限于你知道。连王医生和老李都别说。人多嘴杂,容易泄露。”
赵排长点点头,出去了。
陈默躺在草铺上,看着柴房的屋顶。疼痛还在,但被一种久违的兴奋压住了。这是他的战场,即使只有一条腿,即使躺在担架上,他依然可以战斗。
夜幕降临。李家沟的夜很静,只有风声和偶尔的虫鸣。柴房里,伤员们睡了,王医生和护士在另一间屋休息。陈默没睡,他在等,等那个货郎出现,等这场暗战的下一个回合。
远处,后山的轮廓在夜色中像一头蹲伏的巨兽。而在山中某个隐蔽的洞穴里,或许正有人在摆弄电台,向敌人发送情报。
陈默握紧了拳头。
这场战争,不只在正面战场,也在每一个角落,每一个暗处。
而他,即使只剩一条腿,也要战斗到底。
因为这是他的选择,三年前的选择,永远不会后悔的选择。
夜还很长,但天总会亮。
在那之前,他要做的,就是在这片黑暗里,点亮一盏灯。
哪怕这盏灯很微弱,哪怕只能照亮很小的一片地方。
但光就是光,在黑暗里,哪怕一点点,也足够珍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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