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篇语:“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,其如狙公乎!惟其昏而未觉也。一旦有开之,其术穷矣”。--郁离子云。 序 乾元二年(759年),是安史之乱发生之后的第四年,唐军与安史叛军之间的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。总的来说,这一年没有发生极为重大的事件,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,乾元二年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。 但是,对于杜甫来说,乾元二年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。 公元757年四月,看着从长安冒死逃出,一路风尘仆仆追寻自己到凤翔的杜甫,刚刚在灵武称帝的唐肃宗大为感动。为了嘉奖杜甫的忠诚,唐肃宗授予杜甫左拾遗的官职。 或许因为这份给皇帝提意见的工作来得太不容易,杜甫决心拿出一个书生全部的赤诚,为皇上建言献策,以此来报答肃宗对他的赏识。 尽管对国家和朝廷,杜甫一直怀着无比美好的初心,但是不久因房琯事件,杜甫的立场和言行使“帝怒,诏三司杂问”。 幸亏宰相张镐出面,极力营救杜甫,杜甫才得以免除牢狱之灾。 后来唐肃宗冷静下来,将杜甫连降两级,从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,总算保住了他的编制。 但经历了此番政治打击,那个曾经梦想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意气风发的杜甫,对大唐的官场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了。 安史之乱爆发前后,杜甫曾几次回乡看望妻儿,在途中他看到中原处处民不聊生,百姓流离失所,饿殍遍野。 “穷年忧黎元,叹息肠内热”的杜甫,这时终于明白:他和天下的众生,正处在一个怎样水深火热的时代。 于是公元759年的秋天,杜甫毅然辞去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。这次辞职,也意味着杜甫彻底放弃了当政者的幻想。从此,杜甫不再以仕进为念,他愿意沉沦下层,愿意穷困潦倒,为了活下去,他甚至愿意漂泊天涯。 杜甫辞官以后,迫于生计,他离开了物价飞涨的长安,也没有去洛阳,而是选择前去秦州(今甘肃天水)。 唐时的秦州,地处西北,远离战乱,距离长安也不过七百多里。加上杜甫的侄儿杜佐和朋友赞公都在秦州,杜甫一家前去投奔,多少也能得到一些照应。 在杜甫到来之前,杜佐已经为叔父搭建了一座茅屋,杜甫和妻儿们在秦州总算有一个落脚点了。 杜甫在秦州的生活,虽然得到了暂时的安顿,但杜甫的内心,却充满了悲伤和忧虑。他悲伤关中的大旱使得饥民众多,他忧虑那熊熊燃烧的烽火,有一天会不会在州蔓延。来秦州数天后就是节气白露。凉风已至,寒蝉凄鸣,天上鸿雁,成阵南飞。流寓他乡、深夜无眠的杜甫,走出茅屋举头而望,但见天上一轮圆月,其光皎洁,其辉清幽。面对此情此景,杜甫不禁想起了身处战乱、远在他乡的弟弟。 可是战事未休,山高路远,一纸家书,难以为继,杜甫对分离已久的亲人,只能牵肠挂肚,愁思满怀。 一个人流浪他乡,如果填饱肚子的问题能够解决,一般他不会很快离开这里的。 杜甫到达秦州以后,由于所带家眷太多,亲友的资助又常常有限,所以仅仅过了三个月,杜甫就囊中羞涩,在秦州的日子撑不下去了。 但是如果离开秦州,又能去哪里呢?就在杜甫为一家人的衣食一筹莫展之时,他收到了一封让他兴奋不已的书信。给杜甫写信的这个人是谁,我们不得而知,只知道他热情地邀请杜甫,让杜甫前去同谷(今甘肃成县)。他在信里说同谷物产非常丰富,人们从不会为吃的东西发愁,即使是再不会谋生的人,在同谷生存也不是一件难事。整天饥肠辘辘的杜甫,阅罢这封远方来信,自然对同谷那个叫栗亭的地方心生向往,恨不得立刻动身启程。可是同谷真的如杜甫在诗中所说的那样吗? 栗亭名更佳,下有良田畴。 充肠多薯蓣,崖蜜亦易求。 密竹复冬笋,清池方可舟。 虽伤寓旅远,庶遂平生游。 ——杜甫《发秦州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