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龟壳下的夏天与妹妹的手。 又逢六月暑天长, 赴邵照看阿姐忙。 豆蔻年华浣衣影, 受了委屈腹中藏。 2013年的六月,暑气蒸腾,蝉鸣聒噪。我仍被束缚在那个坚硬冰冷的矫正支架里,像个背着沉重龟壳的笨拙生物。 晨与母亲在发苗生意里忙得脚不沾地。无奈之下,只得请来了娘家年仅十三四岁的小妹妹春花,照顾我这个行动不便的姐姐。 现在回想起来,那真是让年幼的妹妹受尽了委屈,每次忆及,眼眶便忍不住发酸。 妹妹瘦小的身影在这个家里忙进忙出,成了我愧疚的源头。 她不仅要照顾我,帮我清洗衣物,更因着我的心境——那份因摔伤拖累夫家而深植的愧疚感——被我赋予了额外的“使命”。 那时,姬晨的大姐带着四岁的女儿回娘家小住。看着大姐和婆婆换下的衣物,我心里那个“爱屋及乌”、“弥补亏欠”的念头便钻了出来。 我轻声吩咐妹妹:“春花,顺手把大姐和妈妈的衣服也洗了吧。” 婆婆总会急忙阻拦:“春花别洗!我自己来!” 可我固执地认为,婆婆照顾我那么辛苦,连我的内衣裤都洗过,一家人何必分彼此? 妹妹多做点,就是替我尽孝,替我偿还这份心债。 我那时,是真的把婆婆当成了亲妈,心疼她的操劳,敬重她的付出。 为了我摔伤的事,婆婆特意请了杏姨的老伴做法事。 朱师父神色凝重地告诫:“惊吓是暂时收了,但务必按我说的做!否则,小汝八字硬,后面还有大波折!” 后来约好铺床下那碗水的日子,姬晨一忙起来就忘了,足足延迟了三天才在十字路口完成。这疏忽,像一粒不安的种子,悄然埋下。 二、冰水浇头与身份的烙印。 与姐言谈语带霜, 实情难诉纸无章。 婚书喜宴成空念, 从此深埋心底藏。 那个闷热的中午,成了我心里一道无法愈合的冻伤。 我和妹妹正在聊天,姬晨的大姐在一旁逗弄着女儿,突然毫无预兆地转向我,语气轻飘飘的:“兰兰,你爸妈不是做生意的嘛?你摔跤了,怎么才出了二千元!这么少也拿的出手!” 我强压着不适,尽量礼貌地解释:“姐姐,我和晨订婚了,按我娘家那边的说法,我就是这个家的人了。我是在帮家里做事摔的,理应这边负责,再说报销后,总共也就花了一万多,我自己出了五千,我奶奶过来看也来了二千多、我爸出的两千是算营养费,已经不少了!” 她的回应像一盆冰水,兜头浇下,瞬间冻结了我所有的血液。 她眼神是毫不掩饰的轻蔑并宣判:“什么?你说你就是这边的人了?我们这边不是你那样说的哦!第一,你们没摆结婚酒宴客、第二,你们订婚也没通知亲朋好友、第三,结婚证都还没领,你还不是我们家的人呢!” 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,狠狠扎进我心里。我父母体恤他家是独子,为了省钱,订婚一切从简,连亲朋都未惊动。 这份体谅,此刻在她口中,竟成了我“名不正言不顺”的铁证! 我算什么?一个免费帮工?一个连工伤赔偿都算不上的累赘?巨大的心酸和屈辱几乎将我淹没,面对她趾高气扬的“事实”,我竟哑口无言。 那句“你还不是我们家的人”,像滚烫的烙铁,在我心上烙下了耻辱的印记。 从那一刻起,一场像样的婚礼,那一纸红色的证书,成了我心底最深切、最卑微的渴望。 三、无声的委屈与迟来的真相。 妹妹春花,这个懂事得让人心疼的孩子,默默承受着一切。 她替我洗碗扫地,洗我、姬晨的衣服,甚至婆婆的内衣裤,大姐的换洗衣物……那双本该捧着书本的小手,在肥皂水里泡得发白起皱。她从未向我抱怨过半句在姬家遭遇的不快。 后来我才知道,在我看不见的角落,妹妹也受了委屈。 有一次,她用电磁炉给我做早餐,多按了几下按钮。婆婆竟瞪着她,斥责道:“不会用就别乱按!把东西按坏呀?” 春花小声辩解:“我没乱按……” 婆婆却更生气了:“看到你乱按还走的脱?还说你没按!” 这些委屈,春花在照顾我的日子里,只字未提,全藏在了她稚嫩的心里。 更刺痛的是,很久以后,母亲才告诉我,两位姨姨在我摔伤和生日时曾来探望并封了红包。 她们回去后私下对母亲说道:“繁妹子在婆家,好像不怎么受待见啊?我们第一次去,连个礼心都没有。” 这些话,像针一样扎在母亲心上,让她越发觉得女儿在婆家不得重视,不受喜欢。 只是,父亲当时拦着不让母亲告诉我,父亲总说:“看姬晨脾气好,对她体贴,只要女儿自己过得开心就好,日子是小两口自己过的。提这些琐碎做什么?” 他们只想我无忧无虑。直到2017年后,孩子体弱多病,姬晨在关键问题上又不站出来维护,父母才忍不住将这些积压的旧事和感受倾吐出来。 他们不知道,这些迟来的“真相”,对那时的我而言,并非安慰,而是沉重的石头,压得我喘不过气,让本就灰暗的心境更加消极负面。 四、符咒之言与离别的南瓜藤。 婆妈心底藏心话, 执手轻言诉衷肠。 泪落无声终应允, 携妹辞别此夫家。 终于,在一个姬晨不在家的傍晚,那层温情的薄纱被彻底撕开。 饭后,婆婆坐在我对面,唉声叹气,愁眉紧锁。我小心地问:“妈,您怎么了?” 她抬起眼,眼神复杂,带着一种近乎怜悯的无奈:“你和我儿子对不得,我知道的,你们订婚前一天买条草鱼刚好二十四元,买肉的时候那人多找我三元,又成了二十四,订婚那天你奶奶回的一对鸡,第二天,我去喂鸡,那知母鸡就冠子黑了,倒在地上…… 我前段时间看你嫁过来摔成这样,运气不好,拿着你的八字去找算命的算了,算命先生说你带了铁扫,会把家里扫的干干净净…… 我也不懂铁扫是什么,只是,姬晨跟你定亲一年多,今年家里这样出事,你看晨爸从云南回来,又黑又瘦,我看到那样子心疼的喉咙说不出话…… 今年家里运气这般不好走,你摔伤刚出院,爷爷就被砸了,云南工地也出事,又是工人去世,又费了一个孔,掉了一个钻杆…… 要不你看这样吧,你和姬晨年龄都只有这么大,现在家里忙,我们也没有时间来照顾你,你去你父母身边玩一二年,等二年运气好走了,和姬晨有缘分再谈……” 我瞬间明白了。什么“铁扫”,什么运道不顺,都是借口。 核心是,我这个“扫把星”,该走了。 一股冰冷的绝望从脚底窜上头顶。我看着她,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,声音异常平静:“好,我知道了。” 我顿了顿,用尽力气说:“就像一颗南瓜藤,即使再茂盛,如果不开花结果,它的命运,也就只配给人吃瓜藤了……一切,随缘吧。” “君若不离,我定不弃”的誓言还在耳边,此刻却显得如此苍白可笑。 我没有多余的解释,对姬晨也只说:“我想我妈妈了,暑假还有一个月,我带春花去广东待段时间。” 姬晨坚决不同意,百般阻拦。可婆婆的话已如利刃穿心,我骨子里的孤傲容不得自己再厚着脸皮留下。 当晚十一点半,他在社交账号上连发两条动态,字字句句透着迷茫与对现实的控诉: 【“知道但又一直未成鼓起勇气去寻找,不知道下一个交点在那里,也不知道明天在那里。”】 【“不是所有人都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的,因为你会发现在现实面前她不堪一击……”】 五、南站黄牛与龟壳下的南行。 我仍背着那副坚硬的矫正支架,像个移动的龟壳。弟弟明刚结束长沙大一的学习,想南下中山,便约上妹妹春花和明表弟,决定一同去火车南站买票。 临走前,姬晨极力挽留,眼神里满是恳求和不舍:“别走了,留在家里,行吗?” 我看着他,心像被揪了一下。 但婆婆那句“铁扫”和“等两年后若有缘分”的话,像冰冷的藤蔓缠绕着我。我这副样子,除了拖累他,还能做什么?去意已决。 第一天扑了空,票已售罄。我们只得折回姬家。 第二天,八一建军节,车站里依旧人山人海。 售票窗口再次挂出“无票”的牌子。南站广场外,黄牛们像嗅到血腥的鲨鱼,立刻围拢上来。 “去广州!去广州有票!到了再转中山!”他们挥舞着手臂,唾沫横飞。 我警惕地询问着不同的黄牛。一个精瘦的男人报价:“三百一个!三个九百!包你上车到广州!” 明弟却心急如焚,生怕再走不成。另一个膀大腰圆的黄牛拍着胸脯:“五百一个!我保证今天下午有车!三百的?他敢保证吗?” 明弟立刻被这份“保证”打动:“姐,春花,我们坐这个五百的!肯定有车!” 我直觉不妙:“黄牛喊价看人下菜碟!有车肯定是同一趟!要么都没了!别急,明天再走!” 可明弟仿佛想起了小时候我骗他吃谷种药的“劣迹”,对我的分析充耳不闻,毫不犹豫地把五百块塞给了那个壮黄牛。 我和春花无奈,只好付了六百给最初那个精瘦黄牛。我拉着妹妹守在瘦黄牛的摊子旁,看着形形色色焦急的旅客,竟莫名生出一股同病相怜的参与感,帮着吆喝了几句。 瘦黄牛眼睛一亮,递过名片:“妹子口才不错!以后想在邵阳做事找我,冬天旺季一天上千!”这荒诞的“赏识”让我哭笑不得。 从烈日当空等到日头偏西,下午四点半,一辆破旧的大巴终于摇摇晃晃地开来。 所有黄牛拉来的散客,无论付了三百、四百还是五百,都被一股脑儿塞进了这同一辆车! 明弟看着我们姐妹俩六百块上了车,再摸摸自己口袋里五百块换来的车票,脸都绿了。 他扯住那个收他五百的壮黄牛:“我姐她们俩才六百!你收我五百!退钱!要不退我两百!” 壮黄牛咧嘴一笑,露出黄牙:“伢子,你姐喊你坐三百的你不听,非要坐我五百的‘保证车’。钱都数了,票也开了,哪有退的道理?” 旁边的瘦黄牛也帮腔:“早跟你说了我们是一起的,你不信嘛!快上车!” 明弟懊恼地瞪我一眼:“姐,还是你老成……” 我拍拍他肩膀安慰着:“走吧,撞了回南墙下次就懂得转身,那个黄牛就是抓定了你急着上广东的心,所以你才会买了高价票,再说我出来社会这么多年了,这一点还是知道的……” 六、南下的列车与沉默的电话。 八一建军节,晨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 晚上十一点,姬晨的账号再次更新,充满了挫败和自嘲:【“半年过去了,看了记录发现做了五十天事,其他都在玩。可能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,失去的比得到的多,总结一下,一事无成,又成无业游民了。”】 【当身边所有人都认为是错的时候,自己还要一意孤行下去,这还有什么意义么?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