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得那一次,是我孤身一人坐着一路颠簸的班车,从宁静的下乡来到了陌生的城里。大爷家的姐姐热情地在车站接了我,一番亲切的寒暄过后,她便带着我匆匆赶往二中。学校要对我进行一场关键的学业测评考试。考试本身我倒不紧张,只是心里实在没底——那些题目,我压根儿就不会呀!老叔和一位面容严肃的监考老师在讲台前低声交谈着,我就坐在那里,对着空白一片的试卷,硬着头皮一顿神蒙。 后来成绩出来了,果然惨不忍睹。老叔气得把我好一顿训斥:“我在前面跟老师说话,你就不能沉住气,慢慢思考着答吗?你倒好,三下五除二,不一会儿就胡乱写完了,我还以为你全会呢!”我羞愧难当,只能深深地低着头,一个字也不敢辩解。最终,老叔还是厚着脸皮,费尽心思把我塞进了一位极其认真负责的老师的班级里。 初到县城里的二中,感觉它真是出奇地大。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如此辽阔的足球场,旁边还有高高的观礼台,各式各样的运动器材,以及一大片铺展开来、十分醒目的篮球场地。二中是与高中部合二为一的学校。高中部以招收蒙文班学生为主,汉语班学生为辅。高中部独占着一栋气派的办公楼高楼,而我们初中部,则依然待在一排排整齐划一、覆盖着暗红色瓦片的尖脊瓦房里。那连绵成片、沐浴在阳光下的红瓦房顶,远远望去,显得格外古朴而壮观。 我来没几天,姑姑家的弟弟也转学到二中借读。老叔把我们俩安排进了同一个班级,又特意在高中部的宿舍区,为我们协调了一个床位。小小的宿舍一共住了6个人:我们两个初一的“小不点”,两个埋头苦读的初三生,还有两位身材高大、性格爽朗的高三生。出乎意料的是,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。高年级的室友们,尤其那两位高三的大哥哥,待我们如同亲弟弟一般。他们俩都是体育生,体格健硕,肌肉线条分明,篮球打得更是出神入化,在球场上奔跑跳跃,像两道灵动的风。紧挨着我们宿舍的邻舍,一共住了八个人,全都是体育班的,和我们宿舍这两位正是同班同学。平时训练结束,他们常常会聚到我们宿舍,找这两位大哥哥天南海北地侃大山、分享趣事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才慢慢了解到,他们这一届体育生,竟是学校历年来实力最强的一届。个个身手矫健、天赋过人,可惜都“栽”在了文化课上。老师们常说,若不是文化成绩拖了后腿,他们早该是国家体校的运动员了。正因为这届体育生整体实力超群、名声在外,无形中也为学校筑起了一道屏障。那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,极少敢来我们学校惹是生非。即便真有什么解不开的梁子,也只敢在校外某个角落蹲守,绝不敢踏进校门半步来挑衅滋事。 那时候,香港电影确实很受欢迎,校园里不少同学都喜欢模仿电影里的情节。我们初一的班级里,总有几个性格比较冲动的同学,他们之间常常因为一些小事产生摩擦。 记得学校后面有座小石桥,那里成了他们解决矛盾的场所。有时候是两个人单独“理论“,有时候也会叫上几个朋友助阵。现在想来,那些争执大多是因为年轻气盛,为了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。 那些日子里,同学们总是特别在意所谓的“面子“。有人被说了几句,就觉得必须“讨个说法“;有人觉得被轻视了,就要“证明自己“。这种心态让简单的矛盾常常升级。 第二天回到教室,有时会看到同学脸上带着伤,但他们总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班主任王老师经常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:“年轻人要学着控制情绪,打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“ 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的我们就像初生的小兽,还不懂得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。那些所谓的“江湖义气“,不过是对成长的一种懵懂探索。值得庆幸的是,随着年级升高,大家都慢慢变得成熟起来,学会了用更理智的方式处理分歧。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,青春期的躁动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,但重要的是要在成长中学会克制与包容。那些年少时的冲动,最终都化作了人生路上值得反思的记忆。 去上课前,面容严肃的老叔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,语重心长地进行了一番课前动员:“务必好好学习,认真听老师的话。无论学习上还是生活上,有什么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来找我。咱要牢记不惹事,但也绝对别怕事!”我俩响亮地说了声“知道了”,便雀跃着奔向教室。 班级里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。班主任是位干练的女老师,负责教英语。我被安排在第一桌,弟弟则在第三桌。我的同桌是个身材瘦小的男生,他眼神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我的轻蔑。那个年代,城里孩子普遍瞧不上我们这些乡下借读生。班里像我们这样的有七八个,平时自然就聚在一起玩,城里的同学则嫌我们土气,总与我们保持着距离。 教数学和语文的老师也都是女教师,有趣的是,她们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碰巧都有个“华”字,同学们便亲昵地统称她们为“三华”。班主任对我们极其负责,时常来班级巡视,严令禁止我们出去打闹,不会的问题可以随时去找她解答。但有一点,让我们私下里敢怒不敢言。那时国家不仅免费发放课本教材,连带着各种练习本也是统一配给的。可她偏偏要求我们必须去校外某处买指定的本子,而且价格贵得离谱——当时要价1.5元一本!要知道,那时普通的英语本才5角钱。老师的冠冕堂皇的说辞是“质量上乘,纸张厚实,书写流畅”,一次就得买上两个,美其名曰分作业A和作业B。 后来大家才渐渐恍然大悟,那家商店原来就是她家开的!个别同学不听话,倔强地不去买,坚持用免费的本子写作业,可换来的却是老师直接拒批。最后迫于无奈,也只能讪讪地去她店里买。更要命的是,那时的英语作业动辄就是成篇成篇的短文抄写,她的课后作业十有八九是“抄写两到三遍”。可想而知,我们那本子消耗得有多快!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憋屈的原因吧,内心越来越抵触上她的课,可她又是班主任,只能硬着头皮敷衍了事。久而久之,英语成绩便一落千丈。 每个月从老叔那里领取生活费(父亲和姑姑把我们的费用都寄放在老叔处),那笔额外的、“本子钱”,无情地剥夺了我们买零食解馋的机会,怎能不叫人又气又恼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