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二年的春天,山坳里的桃花开得格外盛。 阿芹站在院子里,望着那些粉红的花瓣出神。韩英在桃树下跑来跑去,追着一只蝴蝶,笑声脆脆的,惊起了枝头的麻雀。 “娘!娘!你看!”韩英举着小手跑过来,手心里躺着一片花瓣,粉粉的,薄薄的,像一小片云彩。 阿芹蹲下来,看着她。韩英六岁了,眉眼长开了,越来越像她爹——那双眼睛,那种倔强的神情,都像。她蹲着看那片花瓣,看得很认真,好像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。 “好看。”阿芹说。 韩英把花瓣小心地收进怀里,和她那块石头放在一起。 “我要留着。”她说,“等爹回来给他看。” 阿芹心里一酸,伸手摸摸她的头。 “好。留着。” 韩英抬起头,看着她:“娘,爹什么时候回来?” 阿芹望着那些桃花,望着山那边,望着看不见的远方。她不知道。她真的不知道。她只知道,他还活着——每隔几个月,就有信捎来,有时是几句话,有时是一双鞋底,有时什么也没有,只是一句口信:他还活着,他在打仗,他一切都好。 “快了。”她说,“等你再长大一点。” 韩英点点头,又跑开去追蝴蝶了。 阿芹站在院子里,望着她的背影,望着那些桃花,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 六年前,她嫁给他。五天,他们在一起的日子,加起来不到五天。可她不后悔。她知道他在做正经事,在给穷人打天下,在为一个更好的世道拼命。她等的,就是那个世道。 阿婆的病越来越重了。 那年冬天,阿婆躺在床上,起不来了。阿芹每天给她喂药、喂饭、擦身、换洗。阿婆瘦得只剩一把骨头,眼睛却还是亮的,说话还是清清楚楚的。 “阿芹,”有一天阿婆拉着她的手说,“你过来,我跟你说句话。” 阿芹凑过去。 阿婆看着她,看了很久。然后她伸手,摸了摸阿芹的脸,那手上全是骨头,摸得阿芹心里发酸。 “你是个好孩子。”阿婆说,“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都强。” 阿芹摇摇头:“阿婆,你别这么说。” 阿婆不理会,继续说:“壁双那孩子,我没看错。他是个好人,是做大事的人。你跟了他,不亏。” 阿芹眼眶红了。 “可你也要想清楚,”阿婆说,“做大事的人,顾不上家。你一个人带着孩子,要受多少苦,要等多少年,我也不知道。你要是后悔,现在还来得及。” 阿芹攥紧阿婆的手,一字一句地说:“阿婆,我不后悔。我等得起。” 阿婆看着她,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。然后她点点头,闭上眼睛,不再说话了。 那年腊月,阿婆走了。 阿芹一个人操持了丧事。村里人来帮忙,挖坟、抬棺、烧纸钱。韩英跪在坟前,问阿芹:“娘,阿婆去哪儿了?” 阿芹说:“去山那边了。” “和外婆外公一起吗?” “嗯,和他们一起。” 韩英点点头,对着坟磕了三个头。 那天晚上,阿芹一个人坐在门前的石头上,望着夜空,望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星星。她想,阿婆在那边,爹在那边,娘也在那边。他们都走了,只剩下她和韩英,还有那个不知道在哪里的他。 她摸摸怀里,那里有一封信,是去年秋天收到的。信很短,就几句话: “阿芹:我还活着。在江西打仗,当连长了。收到你捎来的鞋底,正好合脚。韩英好吗?告诉她,她爹想她。等革命成功了,我就回来。你多保重。” 她把那封信看了无数遍,每一个字都背得下来。可她还是带着,贴着心口,像带着他。 远处,韩江的涛声隐隐约约地传来,像有人在低低地唱歌。 一九三二年的夏天,阿芹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。 信是交通员亲自送来的,不是托人捎带,而是专门跑了一趟。那人三十来岁,穿着破旧的衣裳,背着一个包袱,走了几天山路才找到这个山坳。 阿芹看见他,心一下子提起来。 “他……他怎么了?” 交通员摆摆手:“别急,他没事。是好事。” 他从包袱里掏出一个布包,递给阿芹。 阿芹打开一看,愣住了。 里头是一枚奖章,红五星,黄底子,擦得锃亮。还有一张纸,上面写着几行字: “朱壁双同志在第三次反‘围剿’作战中英勇负伤,坚守阵地,击退敌人多次进攻,特授予三等红星奖章,以资鼓励。” 阿芹捧着那枚奖章,手在发抖。 她不懂什么反“围剿”,不懂什么红星奖章。可她认得那几个字:英勇负伤。 他受伤了。 他受伤了,她不知道。他好了没有?现在还疼不疼?有没有人照顾他?她什么都不知道。 交通员看她脸色不对,连忙说:“嫂子,你别担心。他伤早就好了,活蹦乱跳的,比谁都精神。这奖章是表扬他的,是好事,是天大的好事!” 阿芹抬起头,看着他,眼眶红红的。 “他……他真的好了?” “好了好了!我亲眼看见的,带着队伍出操,嗓门比谁都大。” 阿芹点点头,把那枚奖章贴在胸口,贴了很久。 那天晚上,她把奖章拿出来,给韩英看。 韩英摸着那枚亮晶晶的奖章,眼睛瞪得大大的:“娘,这是啥?” “你爹得的奖章。”阿芹说,“他打仗勇敢,上头表扬他。” 韩英把那枚奖章翻来覆去地看,看得眼睛发亮。 “我爹真厉害!”她说。 阿芹点点头,眼眶又湿了。 “嗯,你爹真厉害。” 那年秋天,阿芹做了一个决定。 她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,换了几斗米,又托人从镇上买了几尺布。白天干活,夜里就着月光缝衣裳,缝了整整一个月,给韩英做了一身新衣裳。 韩英穿上新衣裳,在院子里转着圈,像一只花蝴蝶。 “娘,为啥给我做新衣裳?” 阿芹蹲下来,看着她,说:“因为你长大了。该念书了。” 韩英愣住了:“念书?” “嗯。山下的村子有个私塾,先生姓陈,人很好。我跟他讲好了,让你去念书。” 韩英眨眨眼睛:“念书干啥?” 阿芹摸摸她的头,说:“念书认字,将来给你爹写信。他每次写信来,你就能自己看了,不用等人念。” 韩英想了想,用力点点头:“好!我去念书!” 从那以后,每天天不亮,韩英就起来,走十几里山路,下山去念书。晚上天黑才回来,脚上磨出水泡,可她从来不叫苦。阿芹问她累不累,她摇摇头,从怀里掏出书来,给阿芹看她今天学的字。 “娘,这个字念‘人’,一撇一捺,互相撑着,就是人。” 阿芹看着那个字,想起很多年前,那个教她写自己名字的人。她点点头,说:“对。人字就是这样,互相撑着。” 韩英又翻开一页:“这个字念‘家’,上面是宝盖头,下面是豕。先生说,宝盖头是房子,豕是猪,有房子有猪,就是家。” 阿芹看着她,心里又酸又暖。 有房子有猪,就是家。可她的家,少了个人。少了那个教她写名字的人,少了那个说要给她打天下的人,少了那个让她等了六年的人。 可她相信,他会回来的。 一九三二年的冬天,朱壁双又收到了阿芹的信。 信是韩英写的,歪歪扭扭的,可每一个字都很认真: “爹:我会写字了。娘教我写的。我每天下山念书,学了很多字。我想你。你什么时候回来?我攒了好多花瓣要给你看。还有那块石头,我每天都带着。你快回来吧。韩英。” 朱壁双捧着那封信,看了很久很久。 他想起韩英三岁时喊他“嗲”的样子,想起她攥着石头不肯撒手的样子,想起她站在山坳口朝他挥手的样子。那些画面在他脑子里转了无数遍,每一遍都让他心里发酸,每一遍都让他想立刻跑回去。 可他回不去。 他把信叠好,贴着胸口,和那些鞋底放在一起,和那块石头放在一起。六年了,这些东西越攒越多,都是他的念想,都是他的命。 陈水生走过来,问:“家里来信了?” 朱壁双点点头。 “闺女写的?” 朱壁双又点点头。 陈水生凑过来,说:“念给我听听?” 朱壁双就念给他听。念到“我想你”的时候,嗓子发紧,念不下去了。 陈水生拍拍他的肩膀,什么也没说。 两个人在那里坐了很久。 远处,有号声响起,是集合的号声。 朱壁双站起来,把信揣好,把枪背上,大步往前走。 走了几步,他忽然停下来,回头看了一眼南边的方向。天边有云,慢慢地飘着,像那些说不出的思念。 他转过身,继续往前走。 前面,是战场,是枪炮,是不知道还能不能看见的明天。 可他心里有个地方,永远亮着。那地方有桃花,有炊烟,有土屋,有那个系着褪色红头绳的身影,有那个攥着石头的小手。 那地方叫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