革命志士朱壁双 · 第二章赤帜初展

　　一九二六年的春天来得迟，走得却快。　　韩江的水涨了又落，田里的秧苗从嫩绿变成深绿，转眼就到了五月。朱壁双站在自家门前的龙眼树下，望着江面上偶尔驶过的船只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焦躁。他已经二十三岁了，个子比父亲还高出一头，肩膀宽了，手上的茧子厚了，可心里却像有一团火在烧，烧得他坐立不安。　　辛亥那年的事，他还记得清清楚楚。可这十五年来，演下村还是那个演下村，韩江还是那条韩江，日子就像老水车一样，吱吱呀呀地转着，转不出什么新花样。父亲依旧每天下地，母亲依旧每天洗衣做饭，村里人依旧在为几斗谷子、几尺布发愁。剪掉的辫子倒是长出来了，可有些人又把辫子留了起来，说是看着顺眼。朱壁双没有留，他把头发剪得短短的，在村里显得有点扎眼。　　“壁双，你天天站在这里望什么？”父亲从屋里出来，肩上扛着锄头。　　“没望什么。”朱壁双收回目光。　　父亲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扛着锄头往田里去了。那背影比从前又佝偻了些，步子也不如从前稳当。朱壁双心里一酸，却又有一股说不清的力气顶在那里，让他不能就这样跟着父亲下地去。　　他想起前些日子在茶阳镇上听到的消息。有人说广州那边办了个农民运动讲习所，是毛润之在主持，专门教农民怎么闹革命。有人说东江这边到处都在成立农会，农民们团结起来跟地主减租减息，连官府都拿他们没办法。还有人说，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了，要打倒军阀，打倒列强，让穷人有饭吃、有地种。　　这些话像韩江的浪头一样，一波一波地拍在朱壁双心上。他想起辛亥那年大人们的议论，想起父亲剪掉的辫子，想起自己夜里对着油灯看那些发黄的报纸。原来这些年，外面的世界一直在变，变得比他想象的还要快。　　五月底的一天，一个陌生人来到演下村。　　那人二十七八岁年纪，穿着对襟短褂，脚上是一双磨破了的布鞋，肩上挎着一个蓝布包袱。他在村口打听朱家的住处，有人把他带到朱壁双面前。　　“你是朱壁双？”那人上下打量着他。　　朱壁双点点头。　　“我叫张鼎华，从太宁来。”那人说，“听说你在私塾念过几年书，还练过拳脚？” 　　朱壁双又点点头，心里有些纳闷。　　张鼎华笑了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：“有人跟我提起你，说你跟别人不一样。想不想去太宁看看？” 　　太宁在韩江上游，离演下村有几十里路。朱壁双听说过那个地方，却从没去过。他看着张鼎华的眼睛，那眼睛里有一种他没见过的东西，亮得扎人。　　“去做什么？”他问。　　“去了就知道了。”张鼎华说，“你要是想去，后天一早，在茶阳渡口等我。” 　　说完，他转身走了，步子又快又稳，转眼就消失在村口的竹林里。　　朱壁双站在龙眼树下，望着那个方向，心里那团火烧得更旺了。　　父亲知道这件事后，沉默了很久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他一直没说话，只是闷着头扒饭。母亲看看父亲，又看看儿子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　　吃完饭，父亲把朱壁双叫到堂屋。堂屋墙上那副对联还在，被油烟熏得更黑了，“水如环带山如笔，家有藏书陇有田”几个字却依然清晰。父亲在祖宗牌位前站了一会儿，转过身来。　　“你想去？” 　　朱壁双点点头。　　“想好了？” 　　朱壁双又点点头。　　父亲看着他，目光复杂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说：“去吧。你大了，自己拿主意。只是——”他顿了顿，“不管做什么，别忘了你是韩江边上长大的人。” 　　朱壁双心里一热，想说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　　两天后，朱壁双在茶阳渡口上了张鼎华的船。船是那种常见的乌篷船，船夫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，竹篙一点，船就离了岸，顺着韩江往北走。　　江水碧绿，两岸青山如黛。朱壁双坐在船头，看着熟悉的山影一点点往后退，心里有一种既慌张又兴奋的感觉。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演下村这么远，也从来没有想过，韩江往上走，会是另一番天地。　　张鼎华坐在船舱里，从包袱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，递给他：“你看看。” 　　朱壁双接过来，是一份传单，上面印着几行字：“农民兄弟们，起来吧！不要再受地主的压迫！团结起来，减租减息，打倒土豪劣绅！”字是用木版刻的，印得有些模糊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，敲在朱壁双眼皮底下。　　“这是谁写的？”他问。　　“农会。”张鼎华说，“太宁那边已经办起来了，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，跟地主讲道理。讲不通就斗，斗不过就武装起来。我们成立了农民自卫军，有枪有炮，地主老财见了我们都绕着走。” 　　朱壁双听着，心里那团火烧得更旺了。他想问很多问题，可一时又不知从何问起。张鼎华看着他，笑了笑：“别急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 　　船走了大半天，下午时分，太宁到了。　　这是一个比演下村大的镇子，依山傍水，街道两旁是些铺子，卖日用杂货的、打铁的、开茶铺的，人来人往，比茶阳还热闹。可朱壁双一眼就看出不一样的地方——墙上贴满了标语，红的绿的，写着“打倒列强”“工农联合”“农民协会万岁”。街上走着的人，腰板挺得比别处直，脸上的神情也比别处亮堂。　　张鼎华领着他穿过街道，拐进一条巷子，来到一座祠堂前。祠堂的门敞开着，门口站着两个年轻人，手里拿着梭镖，梭镖头上绑着红缨。他们看见张鼎华，点了点头，让开路。　　朱壁双跟着走进去，只见祠堂的天井里坐了几十个人，有老有少，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什么。正堂的台阶上站着一个人，三十来岁，穿着灰布长衫，正在讲话。　　“……什么叫阶级？阶级就是你种田，他收租；你吃不饱，他吃不完。这叫阶级。什么叫压迫？压迫就是他仗着有钱有势，欺负你还不让你吭声。什么叫剥削？剥削就是你一年到头累死累活，打下的谷子一大半进了他的仓，你还得给他磕头道谢。这叫剥削！” 　　那人声音不高，却一字一句都像钉子钉进木头里。天井里的人听得入神，有人攥紧了拳头，有人红了眼眶。　　“我们穷人，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。我爹这样，我爷爷这样，我太爷爷也这样。可凭什么？凭什么就该我们穷？凭什么就该他们富？凭什么我们流汗流血，他们坐享其成？没有这个道理！” 　　“对！没有这个道理！”有人喊了一声。　　“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。”那人继续说，“一根筷子容易折断，一把筷子折不断。一个人斗不过地主，一百个人、一千个人、一万个人呢？地主再凶，他有几条命？官府再狠，他能把所有人都抓起来？” 　　天井里的人听得热血沸腾，有人站了起来，有人举起拳头。朱壁双站在门口，只觉得胸口里有什么东西在往外涌，眼眶发酸，手心冒汗。这些话他从来没有听过，可又像是早就藏在心里，只等着有人替他说出来。　　那人讲完了，天井里响起一片掌声。张鼎华拉着朱壁双走上前去，对那人说：“杨同志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朱壁双，从茶阳来的。” 　　那人转过身来，打量了朱壁双一眼，伸出手：“我叫杨国柱，太宁农会的。欢迎你。” 　　朱壁双握住他的手，那手粗糙有力，像父亲的手，又不像。　　那天晚上，朱壁双就住在祠堂的厢房里。同屋的有五六个人，都是从附近村子来的年轻人，有来参加农会的，有来学军事的，也有像他一样，先来看看的。大家挤在一张通铺上，谁也不认生，聊到半夜还不停。　　“我家里就一亩三分地，租了地主五亩，每年交完租子，剩下的连吃都不够。”一个黑瘦的年轻人说，“我爹说，这是命。我就不信这个命。” 　　“我爹也不让我来。”另一个说，“他说闹农会是要杀头的。我说杀头就杀头，总不能一辈子跪着活。” 　　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朱壁双问那个黑瘦的年轻人。　　“我叫陈水生。”他说，“你呢？” 　　“朱壁双。” 　　“壁双？这名字有意思。”陈水生笑了，“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。” 　　朱壁双也笑了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。　　第二天，杨国柱找朱壁双谈话。他们坐在祠堂后院的石阶上，背后是一棵老槐树，树上开着白色的槐花，香气淡淡的。　　“你昨天听了我的讲话，有什么想法？”杨国柱问。　　朱壁双想了想，说：“你说的那些话，我从来没有听过，可又像是早就知道。” 　　杨国柱笑了：“这就是觉悟。有些道理，本来就在你心里，只是没有人替你点破。农会就是做这个的——让农民明白自己是谁，明白谁是自己人，谁是敌人。” 　　“谁是敌人？”朱壁双问。　　“压迫我们的人。”杨国柱说，“地主、豪绅、贪官污吏，还有他们背后的军阀、帝国主义。这些人，都是我们的敌人。” 　　“那谁是朋友？” 　　“一切受压迫的人。”杨国柱说，“农民、工人、小商贩、穷苦的知识分子。还有共产党，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说话的。” 　　朱壁双沉默了一会儿，问：“我能不能参加农会？” 　　杨国柱看着他，目光严肃：“你想好了？参加了农会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地主老财恨我们，官府抓我们，说不定哪天就要掉脑袋。” 　　朱壁双想起父亲的话——“不管做什么，别忘了你是韩江边上长大的人。”他点点头：“想好了。” 　　杨国柱站起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好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太宁农会的会员了。” 　　几天后，朱壁双参加了工农赤卫队。　　赤卫队的训练场在镇外的一片河滩上，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出操，练队列、练刺杀、练射击。枪不够，就用木棍代替；子弹不够，就练瞄准练到眼睛发花。队长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，姓罗，当过兵，打过仗，身上有两处枪伤。他教大家怎么利用地形，怎么隐蔽，怎么冲锋，每一句话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干脆利落。　　“记住，你们是工农的武装。”罗队长说，“枪不是给你们摆威风的，是给穷人撑腰的。谁欺负穷人，你们就跟他干！” 　　朱壁双练得很苦。从小在韩江边练拳脚，身子骨结实，可军事训练又是另一回事。趴在地上练瞄准，一趴就是半天，太阳晒得背上起皮；练冲锋，沙地里跑得腿上全是血口子；练刺杀，木棍对木棍，手上磨出的茧子破了又长，长了又破。可他没有一句怨言。每次累得趴下的时候，他就想起杨国柱的话，想起天井里那些攥紧拳头的农民，想起父亲佝偻的背影，心里就又有了力气。　　晚上，杨国柱给他们讲课。没有书本，没有黑板，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，点一盏油灯，听杨国柱讲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道理。　　“什么叫剥削？你们自己最有发言权。”杨国柱说，“水生，你说说，你们家租地主的田，一年交多少租子？” 　　陈水生说：“六成。打下十担谷子，交六担。” 　　“六成！”杨国柱说，“你一年到头累死累活，地主什么也不干，就拿走六成。这叫不叫剥削？” 　　“叫！”大家齐声说。　　“那你们说，这地到底是该归谁？” 　　“归种地的人！” 　　杨国柱笑了：“对了。这就是共产党说的——土地归农民。将来我们革命成功了，打倒了地主，分了田地，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地，不用再交租子，那日子会是什么样？” 　　大家听着，眼睛里都放出光来。　　朱壁双坐在角落里，听得入神。这些道理像一把钥匙，把他心里那些模模糊糊的想法一一打开了。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在田埂上教他认字，说“人”字是一撇一捺互相撑着。那时候他不懂，现在他懂了——穷人和穷人互相撑着，才站得稳；富人欺负穷人，是因为穷人没有撑在一起。　　有一天晚上，杨国柱讲完课，把朱壁双单独留下来。　　“你最近进步很快。”杨国柱说，“有什么想法？” 　　朱壁双想了想，说：“我想明白了一件事。” 　　“什么事？” 　　“从前我总觉得，日子苦是命苦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不是命苦，是有人让我们苦。”朱壁双说，“要想不苦，就得跟那些人斗。” 　　杨国柱点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壁双，你有没有想过加入共产党？” 　　朱壁双愣了一下。他听说过共产党，知道那是穷人的党，是为农民工人说话的党。可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加入。　　“我……行吗？”他问。　　“怎么不行？”杨国柱说，“你出身好，觉悟高，肯吃苦，有胆量。共产党就需要你这样的人。” 　　朱壁双心里涌起一股热流。他想说什么，却说不出来，只是用力点了点头。　　那天夜里，朱壁双失眠了。他躺在通铺上，听着身边此起彼伏的鼾声，望着窗外淡淡的月光，心里像韩江涨潮一样，一波一波地涌动着。他想起了演下村，想起了父亲母亲，想起了那条他从小游到大的韩江。他不知道自己这条路会走到哪里去，可他知道，他已经迈出了这一步，就再也不会回头。　　窗外的月光照进来，照在他脸上。他闭上眼睛，看见一条大江，江水滔滔，一直流向天边。江面上有一面红旗，红得像火，在风中猎猎作响。他知道，那是他要去的地方。　　第二天清晨，朱壁双在河滩上参加了入队宣誓。没有礼堂，没有鲜花，只有几十个赤卫队员站成一排，面对着一面手绘的红旗。红旗上镰刀斧头的图案，是杨国柱连夜画上去的，墨迹还没干透。　　朱壁双举起右手，跟着杨国柱一字一句地念：　　“我们都是工农，自愿武装起来，加入赤卫军，为土地，为自由，为民主解放，为苏维埃政权，我们要奋斗到底。” 　　他念得很慢，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心里。念完最后一句，他的眼眶湿了。他想起父亲的话，想起韩江的水，想起那些在田里刨食的祖祖辈辈。他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他不再是朱壁双，而是千千万万工农兄弟中的一个。　　宣誓完毕，大家散开，各自去练操。朱壁双站在河滩上，望着面前奔流不息的韩江，江水还是那条江水，可他看出去的目光，已经完全不同了。　　远处传来罗队长的哨子声，急促而有力。朱壁双转过身，大步朝队伍跑去。他的脚步踩在河滩的鹅卵石上，咯吱作响，每一步都稳当结实，像是要把这条路踩成一条大道。　　风吹过来，带着韩江的水汽和远处稻田的清香。朱壁双跑着跑着，忽然想起辛亥那年父亲剪辫子的样子。那时候他不明白，为什么父亲剪得那么干脆。现在他明白了——有些东西，该剪就得剪；有些路，该走就得走。　　韩江的水还在流，不急不缓，从汀南的群山里来，往南边的海里去。江水不知道走了多少年，也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年。可江边的人知道，他们要走的路，才刚刚开始。　　太阳升起来了，照在河滩上，照在那些年轻的脸庞上，红彤彤的，像一团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