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个月后,我回来了。 火车到站的时候是傍晚,太阳快落山了,天边烧成一片红。我站在车门口,看着那个小站台——还是那间小屋,还是那棵歪脖子树,还是那条通往镇子的土路。 但我不一样了。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——身上穿着件新买的夹克,人造革的,黑亮黑亮,领子立着;脚上是双新皮鞋,真正的皮鞋,不是陈旭东那种补丁摞补丁的;手腕上戴着块电子表,走得准不准不知道,但看着就贵。 我摸了摸左边口袋。 圆珠笔还在。 但这回不是那支英雄牌的了。那支笔,让我留在石狮了——留给一个跟我一样蹲在地上划拉账目的年轻人。现在我口袋里这支,是支钢笔,英雄牌的高级货,笔帽上镶着道金边。 我把手抽出来,拎起蛇皮袋,下车。 站台上没人接我。 我也不需要人接。 走出车站,天已经暗下来了。我站在路口,往镇子方向看。那边亮着几盏灯,稀稀拉拉的,像瞌睡人的眼。 我深吸一口气。 空气里有泥土味儿,有柴火味儿,有炊烟味儿——这些味儿,三个月前我还闻不惯,觉得土,觉得low,觉得跟城里人闻的不一样。但现在闻着,鼻子有点酸。 我往前走。 走着走着,脚步慢下来。 不是累了。是…… 是不知道先往哪儿走。 回家?肯定要回。但回去之前,我想先去一个地方。 我拐了个弯,往镇子东头走。 刘衡的肉铺还开着。 门板没卸,但留了条缝,缝里透出光来。我走到门口,往里看了一眼——他正蹲在院子里磨刀,还是那个姿势,月光照在刀刃上,白惨惨的。 我推门进去。 他听见动静,抬起头。 看见我的时候,他愣了一下。就那么一愣,手里的刀停了,拇指肚还按在刀刃上。 愣了三秒,他把刀放下,站起来。 “回来了?” “回来了。” 他走过来,站在我面前,上下打量了一遍——从人造革夹克,到新皮鞋,到手腕上的电子表。打量完了,他嘴角扯了扯,说: “混得不错?” 我没说话,从蛇皮袋里掏出条烟,递给他。 他接过去,拿在手里看了看——是带过滤嘴的好烟,省城都买不着,得从广州那边带。他看了两眼,往耳朵上一夹,说: “进屋坐。” 我跟着他进屋。 屋里还是那样,一张桌子,几条板凳,墙根堆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他让我坐,自己从柜子里拿出瓶酒,倒了两个半碗。 酒是白的,烈,一闻就知道是自己烧的。 他端起碗,说:“走一个。” 两个碗碰了一下,在煤油灯底下响了一声。 我喝了口酒,辣得嗓子眼发紧。他看着我,说: “你妈挺好的。” 我点了点头。 “刘姥姥那边,”他说,“这仨月没动静。” 我又点了点头。 他看着我,眼睛眯起来,眯成一条缝。那缝里头,有东西在转。转了一会儿,他说: “你挣了多少?” 我没回答。 他也不追问,端起碗又喝了一口。喝完,把碗往桌上一搁,说: “你不说我也能猜着。” “猜着多少?” 他伸出两根手指头。 两万? 我笑了笑。 他把那两根手指头收回去,又伸出三根。 三万? 我还是笑。 他盯着我看了三秒,然后也笑了。笑完了,他说: “行,我不问了。” 他站起来,走到门口,往外看了一眼。看完了,回头说: “你回来这事,镇上还没人知道。刘姥姥那边,估计明后天才能听说。” 我嗯了一声。 他又走回来,坐下,端起碗,说: “你打算咋办?” 我想了想,说:“先回家看看我妈。” 他点了点头。 我又说:“然后去找陈旭东。” 他又点了点头。 “再然后……”我顿了顿,“再说。” 他看着我,那眼神跟三个月前不一样了。三个月前,他看我像看个愣头青,毛都没长齐就想往外飞。现在,他看我像看…… 像看个能跟他平起平坐的人。 他把碗里的酒一口干了,站起来,说: “走吧,我送你。” 从刘衡家出来,月亮已经升起来了。 我跟在他后头,往我家走。他走得快,膀大腰圆的一坨,走在月光底下像座移动的小山。我跟在后头,看着他那条胶皮围裙,上头还是有干了的血点子。 走到巷子口,他停住了。 “就送你到这儿,”他说,“你自己进去。” 我点了点头。 他转身要走,我喊住他:“哎。” 他回头。 我从蛇皮袋里又掏出条烟,扔给他。他接住,拿在手里看了看,往另一只耳朵上一夹,走了。 我站在巷子口,看着我家那扇门。 门关着,里头亮着灯。 我深吸一口气,走过去,推开门。 王桂芬坐在灶台边上择菜。 她听见动静,抬起头。 看见我的时候,她手里的菜掉地上了。 她就那么坐着,看着我,眼睛瞪得老大,嘴张着,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。手开始在围裙上搓,搓一下,搓一下,搓得指节发红。 我走过去,在她面前蹲下来。 “回来了。”我说。 她点了点头,眼眶红了。 我从蛇皮袋里掏出一包东西,递给她。她接过去,打开一看——是一块布料,呢子的,暗红色,摸着就厚实暖和。 “给你做件衣裳。”我说。 她看着那块布料,看了半天,眼泪下来了。 我站起来,进了里屋。 倒在床上,盯着房顶上那些发黄的报纸——它们还在,还是那些招工启事,还是那些“城镇户口”。我盯着它们,盯了一会儿,笑了。 翻了个身,把手伸到枕头底下。 空的。 那张招工启事,三个月前让我撕了,撒在风里了。 我把手收回来,闭上眼睛。 外屋传来王桂芬做饭的声音,锅碗瓢盆响,响得比平时欢实。我听着那些声音,听着听着,睡着了。 第二天一早,我去找陈旭东。 到他家门口,我愣住了。 门开着,但里头空空的。那堆破烂——破筐子、烂木头、几个锈得不成样的铁桶——全不见了。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,地上连根草棍儿都没有。 我站在门口,喊了一声:“陈旭东!” 没人应。 我又喊了一声。 隔壁的门开了,探出个脑袋,是卖豆腐的老李媳妇。她看着我,眼睛瞪得老大,上下打量了一遍——从人造革夹克,到新皮鞋,到手腕上的电子表。打量完了,她说: “你找陈旭东?” “嗯。” “他走了。” 我心里咯噔一下。 “走了?去哪儿了?” 老李媳妇摇了摇头:“不知道。就上个月的事,突然把东西都收拾了,门一锁,走了。走之前来我这儿,说让我帮忙看着点房子,有人找就说他不在。” 我站在那儿,站了很久。 老李媳妇缩回去了,门关上了。 我转身往回走。 走到半路,碰见刘大壮。 他还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,两只手揣在袖筒里,歪着脖子往地上啐唾沫。看见我,他愣了一下,然后站起来,梗着脖子看着我。 我站住了。 他也站住了。 这回他没说“你瞅啥”,也没说“这我家地头儿”。他就站在那儿,看着我,那表情跟上回不一样了。 上回是梗着脖子想打架。 这回是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