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生80年代：从赶海开始 · 皮鞋

　　然后我把它们蹭掉，站起来，进了屋。　　第二天一早，我去找了陈旭东。　　他还在门口修那双皮鞋。那双鞋已经被他修得快烂了——鞋底磨得一边高一边低，他拿块胶皮垫上；鞋帮子起了毛，他用黑墨水染了染；鞋面裂了口子，他拿针线缝上，缝得歪歪扭扭的。　　我走过去，在他旁边蹲下。　　他抬头看我一眼，说：“又来了？” 　　“嗯。” 　　他从口袋里掏出烟，递给我一根。两个人蹲在那儿，抽烟，看他那双鞋。　　抽了半根烟，我开口了：“阿建那边，我去过了。” 　　“咋说？” 　　“下个月走。” 　　他点了点头。　　“他那张图，”我说，“我给他添了一笔。” 　　他扭头看我。　　我指了指烟盒上那个地名——那个比石狮还往南的地方。他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继续低头修鞋。　　修着修着，他突然问了一句：　　“你知道我为啥不去南方不？” 　　我摇头。　　他把手里的鞋放下，抬起头，看着巷子口那棵歪脖子树。看了很久，才开口：　　“因为我怕。” 　　怕？　　我看着他。　　他没看我，就盯着那棵树，说：“怕回不来。怕去了那边，混不出来，回来丢人。怕混出来了，回来的时候，这儿已经没有我了。” 　　他笑了一下，那笑容里带着点自嘲。　　“我那个木箱子，”他说，“二十几封信，写给那些能帮我的人。写了半截写不下去，不是因为不知道咋写。是因为怕。” 　　他把烟头扔地上，用脚碾灭——碾之前用鞋底蹭了两下，他那双鞋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，补丁摞补丁的。　　“你不一样，”他说，“你不怕。” 　　我没说话。　　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说：“去吧。混好了，回来让我看看。” 　　我也站起来。　　他伸出手，在我肩膀上拍了拍。拍得不重，就两下。拍完了，他转身进屋了。　　我站在门口，站了一会儿。　　然后我往回走。　　走到半路，碰见刘大壮。　　他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，两只手揣在袖筒里，歪着脖子往地上啐唾沫。看见我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站起来，梗着脖子看着我。　　我站住了。　　他也站住了。　　两个人在巷子中间，隔着十来步，谁也不动。　　他先开口了：“你瞅啥？” 　　我说：“你管我瞅啥？” 　　他往前走了一步，脖子梗得更粗了：“这我家地头儿！” 　　我笑了。　　他愣住了。　　我说：“这路是你家的？你修的？你花钱修的？” 　　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　　我往前走。走到他跟前，站住了。他比我矮半头，我得低头看他。他就那么梗着脖子仰着头看我，那表情，跟吃了屎似的。　　“回去告诉你妈，”我说，“我下个月走。但我走之前，会把该安排的安排好。” 　　他咽了口唾沫。　　我侧身从他旁边走过去。　　走了几步，他在后头喊：“你等着！” 　　我没回头。　　回到家，王桂芬正蹲在灶台边上烧火。　　我走过去，在她旁边蹲下来。　　锅里咕嘟咕嘟响，冒出来的气带着白菜味儿。她往灶膛里添了根柴，火光照在她脸上，照出那些皱纹——一条一条的，像干涸的河床。　　“妈，”我喊了一声。　　她愣了一下。　　从我有记忆起，我就喊她“桂芬”，没喊过“妈”。她也不介意，好像早就习惯了。　　但现在我喊了。　　她抬起头，看着我。　　火光在她眼睛里跳。　　“下个月我走，”我说，“你在家，自己当心。” 　　她没说话，就看着我。　　“刘姥姥那边，”我说，“我托了刘衡。有事你去找他。” 　　她点了点头。　　“还有陈旭东，”我说，“他也住得近。” 　　她又点了点头。　　我站起来，从枕头底下把那把刀拿出来，递给她。　　她接过去，拿在手里，看了半天。　　然后她把刀收起来，塞到床底下。　　站起来，拍了拍手，说：“做饭。” 　　那天晚上，我没睡着。　　躺在床上，盯着房顶上那些发黄的报纸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出报纸上的字——那些招工启事，那些“城镇户口”，那些“全民合同制工人”。　　我看着它们，像看上辈子的事。　　翻了个身，把手伸到枕头底下。　　圆珠笔在。　　林小满的日记本也在。　　两个东西挨着，硌着我的腰。　　我把日记本抽出来，翻开。　　煤油灯早就灭了，屋里黑，看不清字。但我摸着那些纸，一页一页的，能感觉到上头那些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。　　摸着摸着，我停住了。　　有一页，纸角折了一下。　　我凑近月光，眯着眼看。　　那一页上写着—— 　　“……他说要去南方了。镇上人都说他是疯了，好好的房子不买，跑那么远。但我觉得，他不是疯。他只是不甘心。” 　　我把本子合上。　　躺在那儿，看着房顶。　　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我脸上。我闭上眼睛，眼前跳出个画面—— 　　南方。　　火车。　　电子表。　　柜台。　　喇叭裤。　　邓丽君。　　还有那张我撕碎了、撒在风里的招工启事。　　那些碎纸片，在月光底下飘啊飘，飘得到处都是。　　我睁开眼睛。　　窗外有虫叫，吱吱吱的，叫了一夜。　　走的那天早上，天还没亮。　　我起来的时候，王桂芬已经在灶台边上忙活了。锅里煮着面条，热气腾腾的，她往碗里捞，捞了两碗，一碗推到我面前，一碗自己端着。　　我埋头吃，她也埋头吃。　　谁也不说话。　　吃完，我背上那个帆布包——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，一双新买的解放鞋（这回是正经鞋，不是改的拖鞋），还有林小满那个日记本。　　走到院门口，我站住了。　　回头看了一眼。　　王桂芬站在门槛上，手在围裙上搓，搓得指节发红。她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没说出口。　　“走了。”我说。　　她点了点头。　　我转身往外走。　　走了几步，她在后头喊了一声：“他爸！” 　　我回头。　　她站在那儿，站在门槛上，站在渐渐亮起来的天光里。瘦小，干瘪，像一棵被风吹了太多年晒干了水分的老白菜。　　她说：“路上……小心。” 　　我说：“嗯。” 　　然后我走了。　　走到巷子口，拐弯的时候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。　　她还站在那儿，站在门槛上，望着我。太阳刚升起来，照在她身上，照出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阴丹士蓝褂子，照出她围裙上那些干了的粉点子。　　我转过头，继续走。　　陈旭东在镇口等我。　　他还是那件旧军装，那条灰涤纶裤，那双补丁摞补丁的黑皮鞋。站在那儿，手里拎着个网兜，兜里装着俩苹果——跟上回一模一样。　　我走过去，他把网兜往我手里一塞。　　“路上吃。” 　　我接过来。　　他看着我，看了几秒，说：“混好了，回来让我看看。” 　　我说：“嗯。” 　　他伸出手，在我肩膀上拍了拍。拍了两下，把手收回去，揣进裤兜里。　　我转身往车站走。　　走了几步，他在后头喊：“哎！” 　　我回头。　　他站在那儿，站在早晨的阳光里。那张脸，那身打扮，那个永远不协调但又努力活得挺拔的样子。　　他说：“那二十几封信，我今天早上全烧了。” 　　我愣了一下。　　他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点自嘲，也带着点别的什么——我看不太懂，但我知道那不是难过。　　他说：“去吧。” 　　我点了点头，继续走。　　车站就在镇子东头，一间小屋，门口停着辆班车。车是老式的，车皮掉漆，窗户关不严，发动起来浑身抖。　　我上车的时候，车里已经坐了几个人。都是去省城的，有卖山货的，有走亲戚的，有跟我一样背着包不知道要去哪儿的。　　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　　透过窗户，能看见车站外头那棵歪脖子树，还有树底下站着的人—— 　　刘衡。　　他站在那儿，膀大腰圆的一坨，系着那条胶皮围裙，围裙上还有干了的血点子。他也不走过来，就站在那儿，看着我这边。　　我隔着窗户，冲他点了点头。　　他也点了点头。　　车发动了，抖了几下，慢慢往前开。　　我回头看。　　刘衡还站在那儿，站在树底下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点，消失在晨光里。　　我转过头，看着前头。　　窗外，田野往后跑，一块一块的，有的种着麦子，有的种着苞米，有的荒着长满了草。偶尔经过一个村子，能看见土坯房，能看见炊烟，能看见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的人。　　我看着那些村子，看着那些人，看着那些跟我一样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、裤腿上溅着黄泥点子的人。　　看了一会儿，我把手伸进左边口袋。　　圆珠笔还在。　　林小满的日记本也在。　　我掏出日记本，翻开，找到那页折了角的。　　阳光从车窗照进来，照在纸上。那些一笔一划的字，清清楚楚—— 　　“……他说要去南方了。镇上人都说他是疯了，好好的房子不买，跑那么远。但我觉得，他不是疯。他只是不甘心。” 　　我看着这几行字，看了很久。　　然后我把本子合上，塞回口袋里。　　靠着窗户，闭上眼睛。　　车继续开，晃晃悠悠的，像摇篮。　　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睡着了。　　梦里，我站在一间屋子里——玻璃柜台，货架子，喇叭裤，录音机里放着邓丽君。王桂芬坐在灶台边上择菜，刘衡在磨刀，陈旭东在擦他那双皮鞋，林小满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个酱油瓶子。　　还有刘姥姥。　　她站在院子中间，顶着那个烫卷小头，两片金耳坠子晃得厉害。她张着嘴，想说什么，但发不出声音。　　我就那么看着她，看着看着，笑了。　　笑着笑着，醒了。　　车还在开。　　窗外已经不是村子了，是大片的田野，一望无际的，绿油油的。　　太阳升到半空了，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。　　我坐直了，从网兜里掏出个苹果，在袖子上蹭了蹭，咬了一口。　　苹果甜，甜得有点假，像兑了糖精。　　但我没吐。　　嚼着嚼着，我想起陈旭东那句话—— 　　“你要是去了，就别想着回来了。” 　　我看着窗外那些田野，看了很久。　　然后把苹果核扔出窗外，靠着椅背，继续看。　　田野一直往前延伸，延伸，延伸到天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