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吴村 · 第十章

　　1997年的春天特别冷，干冷干冷的，雪提溜吊在屋檐下一米多长。奶奶感冒了，躺着起不来炕，爷爷先是咳嗽，后来发起了高烧。南吴村那时候，对付发烧就是捂汗，吃扑热息痛，再厉害些，就去村医生续奶奶那里打一退烧针。谁也没想到，那烧像野火一样，窜进了脑子里。　　脑膜炎。对那时的我，对那个闭塞的小地方，这个词本身就像一种无可挽回的判决。　　整个过程快得让人恍惚。好像前几天，爷爷还坐在门槛上晒太阳，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我的头顶，他的声音有点哑，带着永远抽不完的旱烟味。转眼间，他就躺在炕上，脸颊烧得通红，呼吸又急又重，说着谁也听不清的胡话。　　然后，在一个深夜——他停了呼吸。大人们开始哭，开始忙碌，屋子里挤满了陌生的烟味和低语。　　他们说，爷爷是“一梦去了”。没有疾病折磨，没有使用医院的各种机械，没有花本就贫穷的爸妈的钱，他只是做了一个特别沉、特别长的梦，就不再醒来。这个说法，比起“死”，听起来少了些决绝的恐怖，却多了无边无际的空茫。　　爱我的爷爷，就那么走了。悄悄的，一片特别累的叶子，在寒风里，悄无声息地落了。　　他的离去，和张小军喜不喜欢我是完全不同质地的事情。那是一种更加庞大、更加原始的失去。它不像失恋的痛，可以躲在书页后面慢慢舔舐。它就是一种“没有了”。屋子里永远少了一个抽旱烟的身影，门槛上那块被坐得光滑的地方，再也没有了他的温度。世界突然缺了一角，我的心也缺了一角。　　我看着大人们给他换上黑色的寿衣，看着他的脸在摇曳的烛光下变得陌生而平静。　　我嚎啕大哭起来，只觉得心里堵着一块冰，那块冰慢慢融化，寒意渗透到四肢百骸，只有哭出来才能稍稍缓解一些心痛。原来，长大的一部分，就是开始经历这种寂静的、无法挽回的失去。　　窗外的树，都光秃秃的，伸着黑色的枝桠，戳向同样灰色的、阴沉的天空。鸟群飞过。剩下的只有风的声音，一种更深沉、更懵懂的钝痛，压在一个刚刚开始试图用文字理解世界的、少年人的心上。　　接着，爷爷出殡那天。我看到了尖灵。　　我穿着白色孝衣，头上缠着粗麻，眼睛又干又涩。整个人像是飘在寒风里的一截木头，只是跟着前面的人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。尖灵也穿了孝衣，她走到我旁边，拉着我。她的手冰凉，瑟缩地低着头，她的脸左边颧骨肿得老高，一片骇人的青紫，边缘泛着黄。嘴角破了，结了深色的血痂。一只眼睛也是肿的，眯成了一条缝。即使她竭力低着头，那些伤痕也无处躲藏。　　“尖灵，你抬头。” 　　她猛地抬了一下头，和我的视线碰了一下，那眼睛里没有泪，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惊恐、麻木，这是她嫁人后我第一次见她。　　我像是被人当胸打了一拳，呼吸都滞住了。唢呐声、寒风的呼啸，忽然都退得很远。刚才还占据我全部心神的、对爷爷离去的巨大悲伤，瞬间被尖灵的苦痛折磨的浑身发抖。　　“你怎么了？尖灵，你怎么了？” 　　“他们都打我。” 　　“疼吗？” 　　“很疼，洁娃.....” 　　“肯定很疼啊......” 　　“爷爷不在了，我想他......” 　　“我也想他......” 　　“我能跟你去念书吗？” 　　“能。” 　　“我能不去那个家吗？” 　　“能不去。” 　　“他们是要打死我......说我是个憨憨.....说我是个傻子.......” 　　“你不憨......” 　　此刻，尖灵的命运血淋淋地摊开在我眼前。在这为爷爷送行的寒冷清晨，一个活着的人，正穿着无法御寒的薄袄，带着一身新鲜的殴打伤痕，像一件破碎的旧物，在寒风里号哭。　　她还活着，她的痛苦是持续的，冰冷的，带着拳脚和寒风的味道，并且无人真正为她做主。她的苦难，只有日复一日无声的承受。　　我忽然觉得，自己那些因为看书、因为懵懂初恋而产生的纤细的悲喜，那些在书籍里体味的遥远的痛苦，在尖灵这身伤痕和单薄衣衫面前，显得那么轻飘，那么……不知疾苦。　　风更冷了，吹得我孝衣下的身体一阵阵发抖。我看着爷爷漆黑的棺材被绳索缓缓放入挖好的土坑，又忍不住看向人群边缘那个瑟瑟发抖的、伤痕累累的身影。　　一种比失恋、比亲人离去更深沉、更复杂的寒意，裹挟着最初的对这个世界残酷面的惊骇，沉沉地压上了我的心口。原来，生活的凛冽，不止于亲人的逝去，不止于求而不得的怅惘，它更体现为一些近在咫尺的、沉默的、近乎绝望的活着。　　那一天，我送走了爷爷，也仿佛懵懂地送走了某一部分对世界天真而柔软的想象。　　“我要把尖灵藏起来。我不要她再回到那个地方去。” 　　这个念头跳出来的时候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但它像野草，一旦生根就疯长，压过了所有犹豫。送葬的队伍散去，人们各自回家，沉浸在丧事的余哀和琐事里。我趁着无人注意，悄悄拉住了正要低头往回走的尖灵。　　“跟我来。”我压低声音，甚至不敢看她的眼睛，扯着她，避开大路，沿着堆满枯草的沟渠，深一脚浅一脚地绕到我家老屋后头。那里有一个废弃的萝卜窖，洞口被几捆散乱的玉米秸盖着，以前，爷爷带我把白菜和萝卜在冬天储存起来，后来在院子里打了新红薯窖，就不用它了，没人知道。　　我搬开玉米秸，一股带着泥土腥味和腐烂植物气息的凉气涌上来。窖不深，但底下黑黢黢的。我先跳下去，点燃蜡烛，“你下来吧，”我叫她，“我在下面接着你。” 　　她什么也没说，用那双肿着的、惊恐未褪的眼睛看了我一眼，茫然的顺从我。她跳了下来，单薄的旧棉衣在粗糙的土壁上擦出轻微的沙沙声。我用干燥的玉米秸铺了个地铺，“你坐在这，等我一会给你送吃的，等他们走了，我来接你回家。”她点点头。“你不要怕。” 　　“我不怕，”她抱着我。”洁娃，我会扫地，会洗衣服，会做饭，我不傻。” 　　“我知道，尖灵能干的。” 　　“我不想回那里去，他们打我狠的，还不让我吃饭。” 　　我们在萝卜窖里待着，直到她睡着了，我才爬出窖打算回家去拿个被子，用玉米杆堵住洞口。　　做完这一切，我靠在冰冷的土墙上，大口喘气。寒风一吹，刚才那股烧灼般的冲动猛地退潮，留下的是冰冷的、坚硬如石的现实。　　尖灵不见了。她是在参加爷爷葬礼后不见的。而她那丈夫，很快就会发觉。他们会找。　　他们肯定会来问我。用那种审视的、怀疑的、甚至带着怒气的眼光盯着我。我该怎么回答？　　尖灵能藏多久？萝卜窖又冷又潮，她穿着破衣服，还带着伤。冬天漫长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我能帮她逃去哪里？镇上？县里？我连县上的路都认不全，兜里只有省下来买书的几毛钱。　　一份沉甸甸的、几乎要压垮我的责任，和随之而来的巨大恐惧，像两只冰冷的手，扼住了我的喉咙。热血冷却后，我才看清自己刚才做了一件多么严重的事。　　我救了她吗？还是只是把一场明处的殴打，暂时拖入了一场更漫长、更无助、并且必将波及我自己的困境？　　寒风更紧了。我望着那堆看似无异的玉米秸，仿佛能透过它们，看到窖底那双在黑暗中睁大的、充满恐惧与希冀的眼睛。我知道，麻烦——真正的、属于残酷成人世界的麻烦——已经像这冬天的夜幕一样，无可避免地笼罩下来了。而我，必须为那一瞬间的冲动，想出一个或许根本想不出的办法。　　心惊胆战回到家，我强装做什么也没发生吗，但是大人们早就猜到了一切。　　我爸看见我回来。　　“尖灵呢？” 　　“我没看见。” 　　“你不要管这个事情，这不是你管的事。” 　　“爷爷要是在，他怎么说？” 　　“什么！” 　　“尖灵要被他们一家人都打！她也会死的......” 　　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 　　“爷爷在的话.......” 　　“你爷爷不在了......” 　　“我不能让尖灵去付村....我求求你，爸，你跟尖灵妈爸说吧，不要让她回那个家去了，我求求你了.......” 　　“洁”，尖灵妈扶起我来，“你说的我都知道，你不要听尖灵的，她不知道.....” 　　“尖灵妈，我求求你了，让尖灵回来吧......” 　　“洁娃，你不要闹了！我让他们保证绝不再动尖灵了！”尖灵爸哀求似的说。　　“不好！” 　　“怎么不好？”我爸反手又是一耳光，我被打的又是一跌，摔倒在地上。“你不要废话，不是你能管得了的。” 　　“好，”我站起来，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流下来挡住眼睛的血，“你们要带人是吧？她是你们家什么人？你们有结婚证吗？王尖灵，1983年3月生人，你们这是犯法知道吗？要是你们非得带人，好，我要去派出所告你们，还要去县里告你们！” 　　“就你？” 　　“是，就我。” 　　我爸冲上来又是一脚，踢得我栽倒在地上，我直挺挺的跪下，冲他们磕头，“尖灵妈，尖灵爸，爸，妈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我什么也不要了，我不花钱了，不念书了，我干活，我好好干活，我带着尖灵好好干活，我们两个可以给家里挣钱，求求你们不要让尖灵去他们家了......求求你们了.....” 　　村支书从外面走进来，他看着我，“没结婚证可是不行啊，一告一个准。你起来，地上凉。我跟他们说。” 　　那个男人已经一瘸一拐的走到尖灵家找人，她家挖的红薯窖，深且窄。没有梯子，只有在窖壁上挖的可以容脚的深坑，这边还在吵闹，他却已经下窖里找人了。　　他没踩住，掉了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