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风拂过那村寨 · 第二章山路弯弯

　　雨下了整整一夜。　　第二天早上，陈永康顶着两个黑眼圈走进公司。刘姐见了，什么也没说，只递过来一杯热豆浆。　　“谢谢刘姐。”他接过，纸杯的温度透过掌心。　　“决定了吗？” 　　陈永康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豆浆的香气飘上来，是楼下早餐摊的味道，两块五一袋，他喝了两年。　　“我跟我爸妈说了。” 　　刘姐看着他：“他们……能同意？” 　　昨晚的电话讲了四十三分钟。前半段是父亲长久的沉默，母亲在旁边小声问“怎么了怎么了”。后半段是母亲带着哭腔的“那你的工作咋办”，和父亲一句沉沉的“国家政策，要支持”。　　最后父亲说：“你是党员，该去就去。别给老家丢人。” 　　陈永康当时鼻子一酸。他想起高三那年，父亲卖了两头猪，凑齐他第一年的学费。送他到村口等车时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好好念，别回头。” 　　“他们同意了。”陈永康对刘姐说。　　刘姐叹了口气，拍拍他肩膀：“张总说了，你的职位保留，工资照发，还有驻村补贴。三年，很快就过去了。” 　　很快就过去了。陈永康在心里重复这句话，像念一句咒语。　　中午，他去人事部办手续。负责对接的小王递来一摞表格：“陈哥，这是驻村干部登记表，这是组织关系转接单，这是生活用品清单……对了，镇上给你安排了宿舍，就在村委会旁边，条件可能比较艰苦，你先看看要带啥。” 　　陈永康接过清单。上面列着：被褥、蚊帐、手电筒、雨靴、常用药品…… 　　“村里有电吧？”他问。　　“有有有，就是电压不稳，夏天打雷老跳闸。”小王挠挠头，“对了，村里没自来水，喝水得去水井挑，或者接山泉水。” 　　陈永康点点头，在清单后面加了个“水桶”。　　下午，他请了半天假，回出租屋收拾东西。三十平米的单间，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个简易衣柜。他在这里住了两年，东西不多，但每样都有它的位置。　　书架上摆着几本管理学的书，还有大学时的笔记本。他抽出一本翻了翻，里面工工整整抄着课堂笔记，扉页上写着：“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”——师范学校的校训。　　那时他想当老师，或者考公务员。后来误打误撞进了企业，也做得不错。只是夜深人静时，偶尔会想，如果当初选了另一条路呢？　　现在，另一条路来了，只是比他想象的更崎岖。　　手机又响了，是母亲。　　“康儿，你爸去镇上赶集，给你买了双胶鞋，说山上路滑，那个防滑……”母亲声音顿了顿，“你啥时候回来？妈给你烙饼带着。” 　　“周末就回。” 　　“哎，好，好。”母亲连声应着，忽然压低声音，“你爸昨晚一宿没睡，今早就去翻地图，说要看看那个羊场村在哪儿……” 　　陈永康喉咙发紧：“妈，对不起。” 　　“说啥呢！”母亲声音陡然提高，“我儿子是去给公家办事，是光荣！村里人问起来，我就说我家康儿被单位派去当书记了，多大的出息！” 　　挂了电话，陈永康坐在床沿，看着窗外的天。雨停了，云层裂开一道缝，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墙角那个半旧的行李箱上。　　那是他大学报到时买的，轮子坏了两个，拉杆也有点松。但一直没舍得扔。　　现在，又要用它了。　　周末，陈永康坐上了回梅果乡的班车。　　车子在盘山路上摇摇晃晃。窗外是熟悉的风景：连绵的山，陡峭的崖，偶尔闪过一片油菜花田，黄得扎眼。越往里走，路越窄，水泥路变成了砂石路，最后是颠簸的土路。　　三个小时后，车在梅果乡的岔路口停下。父亲推着那辆老旧的摩托车，已经等在路边了。　　“爸。”陈永康拎着箱子跳下车。　　父亲点点头，接过箱子捆在后座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裤腿上沾着泥点。才半年没见，背好像更驼了。　　摩托车突突地发动。陈永康坐在后座，手抓着父亲的衣服。风从耳边呼啸而过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。　　“那个羊场村，我打听过了。”父亲的声音混在风里，不太真切，“在玉社镇最里头，从镇上过去还要一个多小时，路不好走。村里二百来户，年轻人基本都出去了，剩下些老的、小的。” 　　陈永康嗯了一声。　　“村支书姓陈，论辈分是你远房表叔公。人实在，就是太老实，镇不住人。”父亲顿了顿，“你去那儿，少说多听。农村的事，跟在城里不一样。” 　　“我知道。” 　　“还有……”父亲犹豫了一下，“要是太苦，坚持不住，就……就跟领导说说。不丢人。” 　　陈永康鼻子一酸，把头扭向一边。山风吹得他眼睛发涩。　　到家时，母亲已经做好了饭。腊肉炒蕨菜，酸菜豆米汤，还有一大盆荞麦饼，热气腾腾地摆在桌上。　　“快吃快吃，路上饿了吧？”母亲一个劲儿给他夹菜。　　饭桌上，父母问了些驻村的事。陈永康把知道的都说了：任期三年，工资照发，住村委会宿舍，主要工作是“帮助村里发展”。　　“发展啥？”父亲问。　　“还不知道，得去了看情况。可能种点经济作物，或者搞点养殖。” 　　“那地方高，冷，只能种洋芋苞谷。”父亲扒了口饭，“以前也有人去推广过种烤烟，不成，土不行。” 　　母亲瞪他一眼：“就你话多！康儿是大学生，懂得不比你多？” 　　父亲不说话了，埋头吃饭。　　晚上，陈永康睡在自己以前的房间。墙上还贴着高中时的奖状，书架上是翻旧了的课本。窗外的李子树枝叶茂密，在风里沙沙作响。　　他忽然想起王静怡。她家就在隔壁村，小学初中都在一个学校。那丫头从小就像个假小子，爬树掏鸟窝比男生还利索。初二那年，陈永康被几个高年级的堵在放学路上，是王静怡抡着书包冲过来，一边骂一边拉着他跑。　　后来她跑得太急摔了一跤，膝盖磕破了，却还龇牙咧嘴地笑：“陈永康你个书呆子，跑都不会跑！” 　　高中她去了县城的重点中学，两人见得少了。高考后听说她报了传媒专业，陈永康有些意外，又觉得理所当然——她那样鲜活明亮的人，是该去更广阔的地方。　　再后来，就没了消息。　　陈永康翻了个身，看着天花板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上投出一小片白。　　他掏出手机，搜“王静怡”。同名同姓的太多，找不到。又搜“西南大学传媒”，跳出很多新闻，但没有他想找的那个名字。　　算了。他放下手机，闭上眼。　　三天后，出发的日子。　　母亲天没亮就起来，烙了二十张饼，用油纸包好，又煮了二十个鸡蛋。“路上吃，到了村里，一时半会儿开不了火。” 　　父亲默默把他的箱子又检查了一遍，往缝隙里塞了把折叠伞、一捆绳子、还有一把多用刀。　　“爸，这不用……” 　　“带着，山里用得上。”父亲不容置疑地说。　　早上七点，乡里派的车来了。一辆半旧的皮卡，后斗堆着些化肥袋子。司机是个黑瘦的中年人，姓李，是镇上的干部，顺路去玉社镇办事。　　“陈书记是吧？上车吧，路远，咱们早点走。” 　　“叫我小陈就行。”陈永康有些不好意思。　　父母送他到路口。母亲红着眼眶，一个劲儿往他手里塞钱：“拿着，穷家富路……” 　　“妈，我有工资。” 　　“那不一样，这是妈的心意。” 　　父亲站在一旁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只说：“常打电话。” 　　车子发动了。陈永康从后视镜里看，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两个黑点，消失在飞扬的尘土里。　　皮卡在山上爬。路越来越陡，弯道一个接一个，急转弯时，后斗的化肥袋哗啦啦地响。陈永康紧紧抓着车门上的把手，胃里翻江倒海。　　“第一次走这路吧？”李司机笑，“习惯就好，我跑了十几年了。” 　　“这路……不修吗？” 　　“修？拿啥修？”李司机摇头，“这段路二十多公里，全是崖，修一公里得好几百万。镇上没钱，县里也困难。” 　　陈永康不说话了，看着窗外。群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，偶尔能看到半山腰上几块巴掌大的地，绿油油的，应该是玉米。　　“羊场村啊，是咱们镇最穷的村。”李司机打开了话匣子，“地在山上，东一块西一块，不成片。水也缺，吃水靠天。年轻人但凡有点力气的，都出去了。留下的，老的种不动地，小的要读书，难啊。” 　　“村里有学校吗？” 　　“有个教学点，就一个老师，教十几个娃，一到三年级混着上。四年级以上就得去镇上住校。”李司机叹气，“王老师一个人守了二十年，不容易。” 　　又转过一个弯，眼前忽然开阔。连绵的群山之间，一片灰褐色的屋顶散落在向阳的山坡上，像谁随手撒了一把芝麻。　　“喏，那就是羊场村。” 　　陈永康探身看去。村子比他想象的还要小，还要破。土墙，瓦顶，有些房子歪歪斜斜的，用木棍撑着。村口一棵老槐树，树下似乎聚着几个人。　　皮卡在村口的土坪上停下。尘土飞扬中，几个人围了过来。　　领头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人，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，洗得发白，但扣子扣得整整齐齐。他身后跟着几个村民，有男有女，都好奇地打量着陈永康。　　“是陈书记吧？”老人上前一步，伸出手，“我是陈有德，村里的支书。一路辛苦，一路辛苦。” 　　他的手粗糙得像树皮，握得却很用力。　　“陈支书，您好。我是陈永康，您叫我小陈就行。” 　　“那不能，公家的人，得叫书记。”陈有德很坚持，转身介绍身后的人，“这是村主任王长贵，这是妇女主任李秀英，这是会计老赵……” 　　陈永康一一握手。王长贵是个精瘦的中年人，眼睛很亮。李秀英四十来岁，穿着碎花衬衫，笑容爽朗。老赵戴一副老花镜，手里拿着个账本样的东西。　　“先到村委会歇歇，喝口水。”陈有德说。　　村委会是间老旧的木结构房子，门口挂着掉了漆的牌子。屋里很暗，只有一扇小窗户。正中一张长条桌，几条长凳。墙上贴着褪色的规章制度，还有一张手绘的地图。　　李秀英端来一碗水。水是浑的，漂着些细小的杂质。　　“山泉水，澄澄就能喝。”她有些不好意思，“村里没通自来水，吃水都去后山挑。” 　　陈永康接过，喝了一大口。水有股土腥味，但很凉。　　“我的住处……” 　　“安排了安排了。”陈有德连忙说，“就在隔壁，以前是村小的教室，后来娃少了，就空出来了。我让人收拾了一下，就是简陋……” 　　他领着陈永康穿过一个天井。天井里长满了荒草，只有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小路。最里间屋子的门虚掩着，推开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。　　房间不大，靠墙一张木板床，床上铺着草席。一张瘸腿的桌子，一把椅子。墙角堆着些杂物，屋顶有处漏雨的痕迹，墙壁上黄褐色的水渍像一张模糊的地图。　　陈永康把行李箱放下。箱子在凹凸不平的泥地上放不稳，歪了一下。　　窗外，天阴沉下来，又要下雨了。　　远处传来几声狗叫，悠长而空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