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德：墙上的鱼 · 第九章：静止的日子

　　1987年11月，柏林　　冬天来得很早。　　十一月的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，汉娜站在窗前，看着那些白色的碎片从天上飘下来，慢悠悠的，像是没有重量。她把手掌贴在玻璃上，冰凉的，玻璃的那一面，雪花落下来，化掉，留下一小片水渍。　　她已经两年没有下水了。　　退役的时候，教练什么都没说。他只是看着她，看了很久，然后点了点头。那个点头是什么意思，她到现在也没想明白。也许是“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”，也许是“可惜了”，也许只是“好”。　　手续办得很快。一张表格，一个签名，一个红色的章。然后她就不是运动员了。　　不是运动员是什么？她不知道。　　刚开始的时候，她每天早上还是会醒得很早，五点不到就睁开眼睛，身体自动进入那种备战状态。她躺在床上，听着自己的心跳，等着那个永远不会再响起的起床铃。后来慢慢就习惯了，可以睡到六点，七点，甚至八点。　　但胃还是疼。医生说那是肝的问题，不能根治，只能养着。养着的意思就是少吃药，少劳累，少操心。她听着医生的话，点了点头，然后回家继续吃那些止痛片——不是以前那种蓝色的小药片，是普通的，药店就能买到的，不怎么管用但至少能让胃不那么疼的那种。　　她找了份工作。在国营百货商场当售货员，卖香肠。和妈妈当年一样。　　英格丽德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什么都没说。只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拉着她一起走，给她指哪个柜台是哪个，哪个领导好说话，哪个领导不好说话，哪个时间人少可以歇会儿，哪个时间人多要提前做好准备。　　汉娜听着，记着，一句都没忘。　　第一天上班，她站在柜台后面，看着那些排队的人。他们拿着配给本，攥着钱，眼睛盯着柜台上那些香肠，像是怕它们会飞走。她切香肠，称重，包起来，递出去，收钱，找零，打勾。动作很慢，远不如妈妈利索。但没人催她。排队的人只是等着，等着那根香肠，等着那个动作完成，等着回家吃饭。　　那天晚上回家，英格丽德问她：“怎么样？” 　　汉娜想了想，说：“手酸。” 　　英格丽德笑了。那种笑很轻，很短，但汉娜看见了。　　那是她很久没见过的东西。　　弗里茨那一年五十五岁。　　还在营房里，还是那个职位，还是那些工作。写报告，听汇报，开会，散会，再开会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像一台永远不会停的机器。　　但有些东西在变。　　营房里那些年轻的面孔，他越来越不认识了。他们从他身边走过，敬礼，喊“弗里茨同志好”，他点头，回礼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他叫不出他们的名字，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当兵。　　有时候他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。想起那个站在废墟里不知道往哪儿走的少年，想起那个第一次穿上制服在镜子前站了很久的年轻人，想起那个在1953年站在坦克前面手心出汗的士兵。那时候他以为一切都有意义，以为自己在做对的事，以为未来是光明的。　　现在他不知道了。　　那天下午，他在办公室里坐着，看着窗外那棵泡桐树发呆。树叶已经落光了，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，像是干枯的手指。树底下站着两个年轻士兵，正在抽烟聊天。他们笑得很开心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　　电话响了。　　他接起来，是英格丽德。　　“今天早点回来。”她说，“汉娜买了瓶酒，说是要庆祝什么。” 　　“庆祝什么？” 　　“没说。你回来就知道了。” 　　电话挂了。　　弗里茨握着话筒，坐在那里，听着忙音嘟嘟嘟地响。窗外那两个年轻士兵还在笑，笑得很放肆，像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。　　他放下话筒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雾，他用手擦出一小块，往外看。那两个士兵已经走了，只剩下那棵泡桐树，光秃秃地站在那儿。　　他突然想起一件事。　　汉娜退役那天，他去接她。她背着那个旧书包，从体校大门里走出来，走得很慢，像是每一步都要想一想。他站在车旁边，看着她走近。她走到他面前，抬起头，叫了一声“爸”。　　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接过她的书包，放上车，然后开车回家。　　一路上，她坐在副驾驶座上，一直看着窗外。他看了她几眼，想说什么，又不知道说什么。后来他开口了，问了一句：“饿不饿？” 　　她说：“不饿。” 　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　　那是两年前的事。两年里，他问过她很多次，身体怎么样，工作怎么样，需不需要什么。她每次都回答“还行”“挺好”“不用”。他也就不再问了。　　他不知道怎么问。　　他从来不知道怎么问。　　那天晚上，一家人坐在桌边。　　汉娜把那瓶酒打开，给每个人倒了一杯。弗里茨，英格丽德，埃里希，还有她自己。酒是红的，从西边来的那种，是舅舅偷偷带过来的，一直没舍得喝。　　“庆祝什么？”弗里茨问。　　汉娜端起酒杯，看了看那红色的液体，在灯光下微微晃动。　　“庆祝我今天切了一百根香肠，手没断。”她说。　　英格丽德笑了。弗里茨愣了一下，然后也笑了。埃里希没笑，只是端起酒杯，喝了一口。　　“好酒。”他说。　　汉娜看着他。他更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背也更驼了，坐在那里像一棵快要倒下的老树。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，像两块烧过的炭，里面还有一点火星没灭。　　“爷爷，”她说，“你今天听暖气片了吗？” 　　“听了。” 　　“听见什么了？” 　　“还是那些。”埃里希说，“水在流，别的没有。” 　　汉娜点点头，没再问。　　他们喝着酒，吃着菜，聊着天。聊的是平常的事：汉娜在商场里遇到的那些人，英格丽德新学会的一道菜，弗里茨营房里那些他叫不出名字的年轻士兵，埃里希那条新买的金鱼——这次没起名字，就叫“鱼”。　　窗外的雪还在下，越下越大，把整个世界染成白色。那堵墙在雪里模糊了，看不清了，像是消失了一样。　　弗里茨看着窗外，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听说匈牙利那边，边境松了。” 　　桌上安静了一下。　　“什么意思？”英格丽德问。　　“就是……”弗里茨想了想措辞，“那边的人，可以去奥地利了。不用特别批准，不用等很久，想去就能去。” 　　没人说话。　　汉娜低着头，看着自己那杯酒。酒在杯子里微微晃动，映出天花板上那盏灯的光。　　“那又怎么样？”她问。　　弗里茨没回答。　　埃里希端起酒杯，又喝了一口。他喝得很慢，像是在品什么味道。　　“怎么样？”他说，“说明墙会倒。” 　　弗里茨看着他。　　“爸，墙不会倒。” 　　“会。”埃里希把杯子放下，看着窗外那片白色，“不一定今天，不一定明天。但会。我活了八十二年，见过比墙更结实的东西倒。都会倒。” 　　弗里茨没再说话。　　他们继续喝酒，继续吃菜，继续聊天。聊的还是平常的事，好像刚才那些话没说过一样。　　但那些话已经说过了。　　墙会倒。　　那句话像一粒种子，埋进了这个冬天的夜晚。埋进了汉娜的心里，埋进了弗里茨的心里，埋进了这个家的心里。　　它等着春天。　　那年冬天特别长。　　雪一场接一场地下，从十一月下到十二月，从十二月下到一月，从一月下到二月。有时候停几天，然后再下，像是永远下不完。　　汉娜每天走路去上班，踩在雪地上，咯吱咯吱响。她喜欢那种声音，喜欢那种每一步都留下脚印的感觉。游了二十二年，从来留不下脚印，只有水花，溅起来，落下去，什么都没剩。现在她留下了。　　有一天，她下班回家，看见祖父站在门口，披着那件穿了快四十年的旧大衣，看着那堵墙。　　“爷爷，你怎么出来了？” 　　埃里希没回头。“看雪。” 　　汉娜走过去，站在他旁边。雪还在下，细细的，软软的，落在他们肩上，落在他们头发上，落在他们面前的墙上。那堵墙被雪覆盖着，变成了白色，和天空一样，和大地一样，像是从来没有灰过。　　“爷爷，”汉娜说，“你冷吗？” 　　“不冷。” 　　他们站在那里，看着那片白色。远处有孩子的笑声，在打雪仗。近处有乌鸦飞过，叫了两声，飞远了。　　“汉娜。”埃里希开口。　　“嗯？” 　　“你知道墙那边是什么吗？” 　　汉娜想了一下。“西边。” 　　“西边有什么？” 　　“不知道。” 　　埃里希转过身，看着她。雪落在他的眉毛上，睫毛上，让他看起来像个圣诞老人。　　“我也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但我一直想知道。” 　　汉娜看着他的眼睛。那双老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，不是泪，是别的东西。是想了四十年的东西。　　“爷爷，”她说，“你想过去看看吗？” 　　埃里希笑了。那种笑很轻，很短，但汉娜看见了。　　“想。”他说，“想了四十年。” 　　那天晚上，汉娜躺在床上，睡不着。她想着祖父那句话，想着墙那边那个“不知道”，想着自己二十六年的人生。　　她从来没想过墙那边有什么。　　从小，那堵墙就在那儿。它在那儿，所以她不去想。就像山在那儿，河在那儿，天在那儿，你从来不会问山那边有什么，河那边有什么，天那边有什么。　　但现在她开始想了。　　也许是因为祖父那句话。也许是因为匈牙利那边的消息。也许只是因为雪太大，把墙变成了白色，让她暂时忘了它原本的颜色。　　她翻了个身，面朝窗户。窗外是那片白色，和那堵已经看不见的墙。　　她闭上眼睛。　　那天晚上，她做了一个梦。梦里她站在一个地方，不知道是哪儿。周围都是人，都在走，往一个方向走。她也跟着走。走着走着，她看见一堵墙。不是那种灰的高的有铁丝网的墙，是一堵矮矮的，用砖头砌的，还没砌完的墙。　　她跨过去了。　　跨过去之后，她回头看了一眼。那堵墙还在那儿，矮矮的，没砌完的。但她已经在这边了。　　她想喊什么，但喊不出来。　　然后她醒了。　　窗外的天已经亮了。雪停了，阳光照在雪地上，白得晃眼。　　她躺在那儿，看着天花板，想着那个梦。　　那个梦是什么意思，她不知道。　　但她知道一件事：她不想再等了。　　【第九章完】　　章节后记：历史注脚　　1987年至1988年，东德社会表面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受苏联戈尔巴乔夫“改革与新思维”的影响，东德民众对本国领导层的保守态度日益不满。与此同时，东德经济陷入困境，外债高达400亿西德马克，基本消费品供应紧张，民众排队时间越来越长。1987年9月，东德领导人埃里希·昂纳克首次正式访问西德，受到西德总理科尔的高规格接待，但这次历史性访问并未改变东德政权的僵硬立场。同年，东德安全部门加强了对异见人士的镇压，逮捕并驱逐了一批参与人权活动的积极分子。这一时期，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开始通过西德电视了解外部世界，对本国封闭体制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。匈牙利边境的松动，成为后来1989年大规模逃亡潮的导火索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