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德：墙上的鱼 · 第六章：颁奖台上的胃

　　1978年8月，柏林　　汉娜站在领奖台的最高处，手里捧着鲜花，胸前挂着金牌。　　场馆里的灯光很亮，亮得她几乎睁不开眼。那些灯光从四面八方照过来，照在她身上，照在她湿漉漉的头发上，照在那枚刚刚挂上脖子的金牌上。金牌很沉，比训练时挂的那些仿制品沉多了，压得她脖子有点酸。　　国歌响起来了。是她的国歌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歌。她听过无数遍，在收音机里，在电视里，在每次比赛的颁奖仪式上。但这一次，是为她奏响的。　　她应该激动。她应该热泪盈眶。她应该在赛后采访里说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国家的培养，教练的指导。　　但她只是觉得胃疼。　　那种疼不是一下子来的。从昨天开始就隐隐约约有，像有人在胃里埋了一根针，时不时扎一下。今天早上起来，疼得更厉害了，但她没敢说。教练在赛前动员会上说了，今天这场比赛，全国都看着，不能出任何问题。　　她没出问题。她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，比第二名快了将近一秒。触壁的那一刻，她看见泳池边上的教练在跳，队友在跳，记者在拼命按快门。她扒着池边喘气，胃里的那根针变成了好几根，一起扎。　　现在她站在领奖台上，那些针还在扎。她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正常，微笑，挥手，眼睛看向镜头该看的方向。她练过这个，教练说过，领奖台上的表情很重要，要让全国人民看见运动员的风采。　　国歌奏完了。掌声响起来，潮水一样，从四面八方涌过来。她转身，向观众挥手。看台上满是欢呼的人，举着旗子，晃着标语。她看不清他们的脸，只看见一片模糊的颜色，红的，黄的，蓝的，混在一起。　　胃里又是一阵剧痛。她的笑容僵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。　　走下领奖台的时候，她差点摔倒。旁边一个队友扶了她一把，小声问：“没事吧？” 　　“没事。”她说。　　没事。一切都好。她是冠军，是英雄。　　只是胃疼而已。　　弗里茨是在电视上看见女儿夺冠的。　　营房里有一台电视机，黑白的那种，放在食堂的角落里。平时没什么人看，但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有比赛，游泳，汉娜·沃格兰。不知道谁传的消息，食堂里挤满了人，站着的，坐着的，蹲着的，连窗台上都坐着人。　　弗里茨站在最后面，靠着墙，看着那个小小的黑白屏幕。画面不太清楚，全是雪花点，但能看见泳池，能看见那些运动员，能看见女儿站在第三道的跳台上。　　发令枪响，八个人同时入水。弗里茨看不清哪个是汉娜，只看见一片水花，几条手臂在划。解说员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，激动得有点破音：　　“……沃格兰！沃格兰在第三道！她现在领先！领先半个身位！一个身位！沃格兰！沃格兰率先触壁！冠军！我们是冠军！” 　　食堂里炸了。有人欢呼，有人吹口哨，有人把帽子扔到天上。弗里茨旁边一个年轻士兵使劲拍他的肩膀，喊着“沃格兰！你女儿！你女儿是冠军！”弗里茨被拍得东倒西歪，但他没躲，也没说话，就那么站着，看着屏幕上那个正在爬出泳池的人。　　那个人是他的女儿。他几乎认不出来了。　　不是长相变了。是别的东西。她出水的时候，手按在胃上，按了一下，很快放开。那个动作很短，短到别人根本不会注意。但他看见了。　　颁奖仪式的时候，他又看见了。她站在最高处，笑得很好，很标准，很符合运动员的风采。但她的眼睛下面有一圈淡淡的青，化妆都没盖住。他太熟悉那种青了，每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都能看见。　　食堂里的人还在闹，有人开始唱歌，唱的是《从废墟中站起来》。弗里茨没跟着唱。他悄悄从后门溜出去，站在走廊里，点了一根烟。　　他已经很多年不抽烟了。今天想抽。　　烟雾在昏暗的走廊里飘散，他想起很多事。想起汉娜第一次下水的时候，三岁，在浴缸里扑腾，笑得咯咯的。想起她第一次去体校，六岁，背着那个比她小不了多少的包，回头看他，眼睛里全是兴奋。想起她第一次吃那种蓝色药片的时候，十岁，问他那是什么，他说维生素。　　他狠狠吸了一口烟，呛得咳嗽起来。　　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。他抬头，看见政治委员走过来，脸上堆着笑。　　“弗里茨同志，祝贺你啊！你女儿是冠军！这是咱们整个营房的光荣！” 　　弗里茨把烟掐了，点点头。　　政治委员走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上面说了，这样的优秀运动员家庭，要宣传。过两天会有记者去你家采访，你准备准备。” 　　“采访什么？” 　　“采访你们怎么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啊。艰苦朴素，热爱祖国，支持体育事业。你和你爱人都是普通工人吧？这就是优越性的最好证明嘛。” 　　弗里茨没说话。　　政治委员又拍了拍他，转身走了。　　弗里茨站在走廊里，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拐角。窗外，夕阳正在落下去，把那堵墙染成了橙红色。　　英格丽德那天晚上做了一桌子菜。　　平时舍不得吃的，今天都拿出来了。酸黄瓜是自己腌的，香肠是排队排了两个小时买到的，还有一瓶真正的咖啡——不是那种代用的烤大麦，是真正的咖啡豆，是西边的亲戚偷偷带过来的，一直没舍得喝。　　汉娜坐在桌边，看着那一桌子菜，没什么胃口。但她没说出来。妈妈忙了一下午，爸爸特意请了假回来，爷爷也换了那件最好的衬衫。她不能说自己不想吃。　　“来，尝尝这个。”英格丽德给她夹了一筷子酸黄瓜，“你自己腌的，记得吗？去年秋天你帮我一起做的。” 　　汉娜咬了一口，酸的，脆的，但咽下去的时候，胃里又是一阵疼。她忍着，没表现出来。　　弗里茨坐在对面，一直没说话。他看着她，看她夹菜，看她嚼，看她咽。他看见她每次咽东西的时候，喉结那里会停一下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卡住了。　　“汉娜。”他开口。　　“嗯？” 　　“你……胃不舒服？” 　　汉娜愣了一下。筷子停在半空中，夹着的那块香肠还在滴油。　　“没有。”她说。　　弗里茨看着她，没再问。　　埃里希坐在桌子的另一边，看着这一幕。他看着孙女的脸，看着儿子脸上的表情，看着儿媳妇忙碌的背影。他什么都看见了，什么都明白。　　他放下筷子，开口：“汉娜，爷爷给你讲个故事。” 　　汉娜转过头看他。这么多年了，爷爷还是喜欢讲故事。每次她回家，他都会讲一个新故事。那些故事里的人，有的飞走了，有的吹着口哨走了，有的用自己的方式走了。她从小听到大，每一个都记得。　　“从前有个人，”埃里希说，“他也是运动员。跑步的，跑得特别快。他拿了很多奖牌，全国都知道他的名字。后来他不跑了。” 　　“为什么？”汉娜问。这个问题她问过很多遍，每次爷爷都会给她一个不一样的答案。　　“因为他的腿坏了。”埃里希说，“跑坏的。医生跟他说，你再跑下去，这辈子就站不起来了。他不信，继续跑。后来真的站不起来了。” 　　汉娜没说话。　　“那个人后来坐在轮椅上，看着自己那些奖牌，说了一句话。”埃里希看着她，“他说，这些金牌，一块一块都是从我骨头里抠出来的。” 　　厨房里安静了。只有炉子上的水壶还在响，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。　　英格丽德站在水池边，背对着所有人。她没回头，但她的手在水里停住了，一动不动。　　弗里茨低着头，看着面前的盘子。盘子里的菜一口没动，凉了。　　汉娜看着祖父。那双老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，像是远处的水光。　　“爷爷，”她说，“我没事。” 　　埃里希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　　那天晚上，汉娜躺在床上，睡不着。胃还在疼，一阵一阵的，像有人在里面拧。她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墙上贴着一张海报，是她自己的照片，去年比赛时拍的，站在领奖台上，笑得很灿烂。　　她看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。　　照片上的那个人，真的是她吗？　　她不知道。　　第二天，记者来了。　　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拿着相机，拿着录音机，拿着笔记本。他们在屋里转了一圈，拍了照片，问了问题。汉娜坐在客厅里，穿着最好的衣服，脸上带着标准的微笑。　　“沃格兰同志，请问您拿到金牌的那一刻，心里在想什么？” 　　“我在想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国家的培养，教练的指导，体育体系的优越性。” 　　“您最想感谢的人是谁？” 　　“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教练，还有我的父母，他们一直支持我，鼓励我。” 　　“您有什么想对全国的小朋友说的吗？” 　　“我想说，只要努力，只要坚持，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” 　　记者满意地点头，在本子上飞快地记。　　汉娜保持着微笑，一直保持着，保持到记者离开，门关上。　　然后她站起来，走进卫生间，把门锁上，蹲在马桶边，吐了。　　吐完以后，她坐在冰凉的地砖上，靠着墙，喘气。卫生间的灯很暗，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，发着昏黄的光。她看着那盏灯，看着墙上自己的影子，影子随着灯光微微晃动。　　她想起爷爷昨晚讲的那个故事。　　那些金牌，一块一块都是从我骨头里抠出来的。　　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那双手很漂亮，手指修长，掌心光滑，是游泳运动员的手。但这双手现在在发抖，抖得停不下来。　　她把手攥成拳头，使劲攥，攥到指节发白。然后松开。再攥紧。再松开。　　手还在抖。　　她站起来，打开门，走到祖父的房间门口。　　门开着。埃里希坐在床边，弯着腰，凑在暖气片旁边，在听。　　“爷爷。” 　　埃里希直起身，回过头。他看见汉娜站在门口，脸色苍白，眼睛下面那圈青更深了。　　“怎么了？” 　　汉娜走过去，在他旁边坐下。她看着那排暖气片，灰色的，生了锈的，漆皮脱落的地方露出下面的铁。　　“爷爷，你说暖气片后面有人说话。是真的吗？” 　　埃里希看着她，没说话。　　“我也想听。”汉娜说，“我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。” 　　埃里希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他伸出手，把暖气片旁边那个小凳子拉过来，放在她面前。　　“坐这儿。” 　　汉娜坐下，弯下腰，把耳朵贴在暖气片上。铁很凉，冰得她缩了一下。但她没缩回来，就那么贴着，听。　　水流的声音。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。　　还有别的什么吗？她听不出来。　　但她还是那么贴着，贴了很久。　　埃里希坐在旁边，看着她。他看着这个十八岁的女孩，他的孙女，冠军，英雄。他看着她的侧脸，那上面有两行泪，正在慢慢往下流，流过脸颊，流过下巴，滴在地上。　　他没说话。只是伸出手，放在她背上，轻轻拍了拍。　　暖气片里的水还在流，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。　　像是在说什么。　　只是他们听不懂。　　那年冬天，汉娜又拿了三块金牌。　　欧洲锦标赛，两块。世界杯系列赛，一块。她的照片登上了《新德意志报》的头版，旁边配着大标题：我们的汉娜，骄傲。　　她把这些报纸剪下来，收在一个盒子里，和那些金牌放在一起。盒子放在床底下，很少有人打开。　　有时候，半夜醒来，她会把盒子拿出来，打开，看着那些金牌发呆。金色的，沉甸甸的，上面刻着字，刻着年份，刻着比赛的名字。她一块一块摸过去，凉的，滑的，像石头。　　然后她会把盒子放回去，躺下，盯着天花板，一直盯到天亮。　　那一年，她十八岁。　　那一年，她游了三千公里，相当于从柏林游到了纽约。　　那一年，她吞下了三百多片蓝色的小药片。她的肝脏开始出现问题，但她不知道。医生知道，但医生不说。教练知道，但教练也不说。　　没人说。　　那年冬天特别冷。暖气片烧得很热，水流的声音比以前更响，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，整夜整夜地响。　　汉娜有时候会去祖父的房间，和他一起听。两个人并排坐着，把耳朵贴在暖气片上，听那些听不懂的声音。　　有一天晚上，埃里希问她：“汉娜，你听见什么了？” 　　汉娜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水。” 　　埃里希点点头。“水就够了。” 　　“为什么？” 　　“因为水会流。只要水在流，暖气片就在响。只要暖气片在响，就有人在听。只要有人在听，就有人在。” 　　汉娜没听懂，但她没再问。　　她只是继续听，听那些咕噜咕噜的声音，听了一夜又一夜。　　直到那个冬天过去。　　直到春天来的时候，她又要下水了。　　又要游了。　　又要吞那些蓝色的小药片了。　　【第六章完】　　章节后记：历史注脚　　1970年代至1980年代，东德体育进入黄金时期，在世界大赛中屡创佳绩，成为仅次于苏联和美国的体育强国。这些成就的背后，是国家主导的系统性兴奋剂计划。据两德统一后解密的斯塔西档案显示，该计划涉及全国近万名运动员，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少年。运动员通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给予名为“Oral-Turinabol”的口服类固醇等药物，副作用包括肝功能损害、内分泌紊乱、心理依赖和长期健康问题。许多女性运动员因此出现男性化特征，遭受终身伤害。两德统一后，部分受害运动员对德国体育联合会等机构提起诉讼，2000年代达成和解赔偿协议，但赔偿金额远不足以弥补损害。这一事件被称为“体育史上最大的系统性兴奋剂丑闻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