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德：墙上的鱼 · 第五章：蓝色的小药片

　　1972年9月，柏林　　汉娜第一次吞下那片药的时候，她以为那是糖。　　教练把药片递给她，蓝色的，很小，比指甲盖还小一圈。旁边站着的十几个女孩都接过去，有的直接扔进嘴里，有的攥在手心里等着。汉娜看着那片蓝，想起小时候吃的某种糖果——那种糖是西边来的，舅舅偷偷带过来的，吃完舌头会变成蓝色，要好一会儿才能褪掉。　　“这是什么？”她问。　　教练看了她一眼。那个眼神她后来会记很久——不是生气，不是不耐烦，是一种很奇怪的眼神，像是在看一件东西，而不是一个人。　　“维生素。”教练说，“吃了对身体好。你不想游得更快吗？” 　　汉娜想游得更快。她今年十岁，已经在体校训练了两年。每天早上五点起床，六点下水，游到八点，然后去上课。下午三点再下水，游到六点。一天十二公里，一周六天。她喜欢水划过皮肤的感觉，那种凉凉的、滑滑的，像是在拥抱她。她也喜欢游得快的时候，水被身体切开，发出刷刷的声音，像在为她鼓掌。　　她把药片放进嘴里，咽下去。　　没什么味道。不像那种会染蓝舌头的糖，那种是甜的。这个什么味道都没有。　　“好。”教练拍了拍她的肩膀，“继续训练。” 　　她跳进泳池，水花溅起来，凉意浸透全身。她开始游，手臂划水，腿打水，一下一下，节奏越来越快。五十米，一百米，两百米。她游到三百米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心跳得比平时快。不是难受的那种快，是很有力，很有劲，像是身体里多了一个发动机。　　她游得更快了。　　那天下午，她破了个人最好成绩。　　英格丽德第一次发现不对劲，是在一个月后。　　汉娜放学回来，脸色有点白。英格丽德正在厨房切土豆，听见门响，抬头看了一眼。　　“回来了？” 　　“嗯。” 　　汉娜把书包扔在椅子上，走到桌边坐下。她没说话，只是坐在那儿，两只手放在桌上，看着自己的手指。　　英格丽德停下刀，转过身。　　“怎么了？” 　　“没事。”汉娜说，但她的声音有点哑。　　英格丽德走过去，在她旁边坐下。她伸出手，摸了摸女儿的额头。不烫。她又看了看她的眼睛，瞳孔正常，没有发红。　　“哪儿不舒服？” 　　“胃。”汉娜说，“有一点疼。” 　　“吃坏东西了？” 　　“不知道。” 　　英格丽德站起来，去给她倒了杯温水。汉娜接过来，小口小口地喝。她喝得很慢，每喝一口就停一下，像是在等胃里的反应。　　“今天在学校吃什么了？” 　　“和平时一样。” 　　“训练呢？” 　　汉娜的手顿了一下。那一下很短，短到几乎看不出来，但英格丽德看见了。　　“训练也……和平时一样。”汉娜说。　　英格丽德没再问。她站起来，回到厨房，继续切土豆。刀起刀落，土豆变成一片一片，落在水里，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。　　汉娜喝完那杯水，站起来，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。　　那天晚上，英格丽德躺在床上，睡不着。弗里茨睡在她旁边，呼吸很沉，今天他又是一大早出去，晚上十点才回来。她看着天花板，那条裂缝比七年前又宽了，从窗户边一直延伸到床头。　　她想起汉娜刚才那个停顿。　　她想起一个月前，汉娜第一次说教练让她们吃“维生素”。　　她想起自己年轻时听说过的一些事——关于运动员，关于那些游得特别快、跑得特别快的年轻人，后来怎么样了。没人说。那些事没人说。　　她翻了个身，看着窗外。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，在地板上印出一道细细的白线。　　那堵墙还在那儿，灰扑扑的，比七年前更高更厚了。　　弗里茨那天晚上也睡不着。　　他躺在英格丽德旁边，闭着眼睛，但脑子里全是今天在营房里听到的那些话。　　“……上面说了，奥运会要拿牌，越多越好。体育是政治，政治就是体育。西边那些资产阶级，就看这个。” 　　说话的是新来的政治委员，三十出头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比划。他站在黑板前，用粉笔画了几个圈，代表奖牌榜。　　“我们的体育体系，是全世界最先进的。从小选拔，科学训练，营养保障。” 　　弗里茨听着，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。　　他想起上个月回家的时候，看见汉娜蹲在暖气片前面，把耳朵贴在上面听。他问她听什么，她说听爷爷。他说爷爷在哪儿，她说在暖气片里。　　他当时没多想，只觉得是小孩子的胡思乱想。　　现在他突然想起来，父亲的那个本子，还藏在暖气片后面。那个写了十几年的本子，那些关于“用气球飞走的人”的故事。　　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　　报告？报告什么？报告自己父亲在暖气片后面藏了一本“反动读物”？那父亲会怎么样？七十多岁的人了，能经得起审讯吗？　　不报告？不报告就是渎职。万一哪天被发现了，查出来他知情不报，那他自己会怎么样？这身制服还穿不穿？这个家还养不养？　　他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墙上有一道裂缝，从墙角爬到天花板，像一道干涸的河床。　　他想起1953年那个站在他面前的工人，那个秃顶、眼镜片很厚的男人，问他定额为什么又涨了。那是十九年前的事。十九年后，那个人在哪儿？他还在不在？他的孩子有没有挨饿？　　他不知道。　　他只知道，明天他还要穿上这身制服，去营房，去听政治委员讲话。　　然后他还要回家，坐在餐桌边，面对父亲那双什么都知道的眼睛。　　埃里希那天下午又坐在暖气片旁边。　　不是听。是写。　　他把本子摊在膝盖上，用一支快没水的圆珠笔，一笔一划地写。光线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本子上，那些字迹有些发白，但还能看清。　　他写的是今天刚听说的一件事。　　一个年轻人，十八岁，边防军士兵。站岗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跑到墙边，想从排水沟钻过去。小孩七八岁，不知道是谁家的，也不知道怎么会一个人跑到那儿。那个士兵喊他站住，小孩不听，继续钻。士兵开枪了。　　小孩死了。　　后来查出来，那孩子不是想逃，是追一只猫。他的猫从排水沟钻过去了，他追猫。　　士兵被关了禁闭。不是因为开枪打死人，是因为“浪费子弹”。　　埃里希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放下笔，看着窗外。那堵墙趴在那儿，灰扑扑的，像一只巨大的野兽。阳光照在墙上，墙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很长，很黑。　　他把本子合上，用鞋带捆好，塞回暖气片后面。　　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厨房。英格丽德正在做晚饭，土豆汤的味道飘满了整个屋子。　　“汉娜呢？”他问。　　“在屋里。” 　　埃里希走到汉娜的房门口，敲了敲门。　　“进来。” 　　他推门进去。汉娜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但眼睛没看书，看着窗外。　　埃里希在她旁边坐下。　　“怎么了？” 　　“没事。”汉娜说。　　“胃还疼？” 　　汉娜愣了一下，转过头看着他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 　　“你妈说的。”埃里希看着她，那双老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，“汉娜，爷爷问你一件事。你老实回答。” 　　“嗯。” 　　“你们训练的时候，吃的那种维生素，是什么颜色的？” 　　汉娜想了一会儿。“蓝色。很小。” 　　埃里希点点头，没说话。　　“爷爷，怎么了？” 　　埃里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。那堵墙在夕阳下变成了橙红色，像着了火一样。　　“没什么。”他说，“就是突然想起来，很多年前，爷爷认识一个人。那个人也是运动员，跑步的，跑得特别快。后来他不跑了。” 　　“为什么？” 　　“因为他跑不动了。腿坏了。” 　　汉娜没说话。　　埃里希转过身，看着她。夕阳的光从侧面照进来，照在她脸上，那张稚嫩的脸一半亮一半暗。　　“汉娜，爷爷跟你说个事。你要记住。” 　　“什么事？” 　　“如果有一天，你不想游了，可以不游。” 　　汉娜愣了一下。“可是教练说……” 　　“教练说什么不重要。”埃里希走回来，在她旁边坐下，“教练有教练的事，你有你的事。你的事是长大，是活着，是以后有一天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不是游得最快，不是拿金牌，不是给谁争光。” 　　汉娜看着他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。　　“可是爸爸妈妈……” 　　“爸爸妈妈那里，爷爷去说。”埃里希伸出手，摸了摸她的头。他的手很糙，全是老茧，但很暖，“你记住，爷爷在暖气片后面藏的那些故事，都是真的。那些人，他们不愿意过别人让他们过的日子。所以他们飞走了，吹着口哨走了，用自己的方式走了。你也可以。不一定现在，不一定明天。但总有一天。” 　　汉娜点点头。　　门外传来英格丽德的声音：“吃饭了！” 　　埃里希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她一眼。　　“记住爷爷的话。” 　　那天晚上，汉娜躺在床上，想着祖父说的那些话。她想起那些用气球飞走的人，想起那个对着西边吹口哨的士兵，想起那个把斯塔西便衣变成自己线人的理发师。　　她想起那片蓝色的小药片。　　她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但她知道，每次吃完那东西，心跳就会变快，游得就会更快，胃就会疼。　　她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墙上什么也没有，只是白灰刷过的墙面，有一小块地方起了皮，翘起来一个小角。　　她伸出手，把那个小角按回去。　　窗外，月光照在那堵墙上，墙的影子很长，一直延伸到她的窗台下。　　九月底，慕尼黑奥运会结束了。　　东德队拿了二十块金牌，比西德队还多三块。报纸上全是这些消息，头版头条，大照片，激动的文字：　　我们的小国，伟大的成就　　工人农民的孩子站上了世界之巅　　弗里茨拿着那份《新德意志报》，坐在厨房里看。照片上是几个游泳运动员，站在领奖台上，笑容灿烂，手里捧着花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着正在吃饭的汉娜。　　“汉娜。” 　　“嗯？” 　　“你想不想像她们一样？” 　　汉娜愣了一下。她看了看报纸上那些照片，又看了看父亲的脸。那张脸上有一种她没见过的东西——不是骄傲，不是期待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、复杂的东西。　　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说。　　弗里茨点点头，没再问。　　英格丽德在旁边收拾碗筷，什么都没说。她把碗摞起来，端到水池边，打开水龙头。水哗哗地流，盖住了所有的声音。　　埃里希坐在桌边，面前放着那杯凉透的茶。他看着儿子，看着孙女，看着儿媳的背影。他看见了这个家里正在发生的事——那些没说的话，那些咽下去的疑问，那些藏在心里的害怕。　　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那堵墙。　　夕阳照在墙上，墙变成了橙红色，像是着了火一样。　　他想起了1949年，那条街分成了两半。想起了1953年，坦克开过街道。想起了1961年，墙开始砌起来。　　现在又是1972年。他的孙女，十岁，开始吃那种蓝色的小药片。　　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。不知道这个国家还能活多久。不知道这堵墙还能立多久。　　但他知道一件事：暖气片后面那本笔记，还在那儿。那些故事，还在那儿。那些人，还在那儿——在字里行间，活着。　　只要有人在写，有人在读，他们就活着。　　他转过身，看着汉娜。　　汉娜正在看着他。　　爷孙俩的目光在空中相遇，什么都没说，又什么都说了。　　窗外，那堵墙趴在那儿，灰扑扑的，像一只巨大的野兽，在夕阳里眯着眼睛，等着天黑。　　【第五章完】　　章节后记：历史注脚　　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，东德队获得20枚金牌、23枚银牌、23枚铜牌，在奖牌榜上仅次于苏联和美国，超越西德。这一惊人成绩的背后，是东德自1960年代起建立的系统化体育选拔和兴奋剂计划。该计划代号“国家计划14.25”，由国家资助，科学组织实施，涉及数千名运动员。运动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给予口服或注射类固醇等违禁药物，导致大量运动员后来出现严重健康问题，包括肝损伤、心脏病、不孕不育和抑郁症。两德统一后，许多前东德运动员提起诉讼。1990年代至2000年代，德国政府设立了赔偿基金，但受害者获得的赔偿远不足以弥补终身健康损害。这一事件成为东德体制以国家利益为名牺牲个体健康的典型案例，也是其体育神话背后最黑暗的一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