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德：墙上的鱼 · 第三章：猫没有来

　　1961年8月13日，柏林　　英格丽德是被安静吵醒的。　　那种安静不对。贝瑙街的早晨应该有声音：面包房汉斯先生卸货的闷响，早班电车拐过街角的吱嘎声，邻居家那个总睡过头的会计踩着皮鞋往车站跑，鞋跟敲在人行道上，哒哒哒，哒哒哒。　　今天什么都没有。　　她睁开眼，天花板上那条裂缝还在，比去年又宽了一点。弗里茨睡在她旁边，呼吸很沉，昨晚他又是后半夜才回来。她轻轻掀开被子，光脚踩过冰凉的木地板，走到窗边。　　窗外那棵老椴树的叶子被早晨的阳光照得发亮。树下站着两个穿军装的人，背着枪，脸朝街那头。街对面也有两个，一样背着枪，脸朝这边。中间的空荡荡的街道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　　英格丽德站在那里，看着那些士兵。他们很年轻，有一个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，腮帮子上的绒毛都没刮干净。他站得很直，但眼睛在动，从街这边扫到街那边，又从街那边扫回来，像是在数地上的砖缝。　　她转身走到厨房，生炉子，烧水，切面包。动作和每天一样，但她的手有点抖。水开了，她把开水倒进三个杯子，每个杯子里放一勺代用咖啡——烤大麦磨的，喝起来有一股糊味，但总比没有强。　　“英格丽德？” 　　弗里茨站在厨房门口，穿着那身皱巴巴的睡衣，头发乱得像个鸟窝。他往窗外看了一眼，脸上的表情变了。不是惊讶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她说不清楚的表情——像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，只是没想到是今天。　　“什么时候了？”他问。　　“刚过六点。” 　　弗里茨走到窗边，看着那些士兵。他看得很久，久到那杯代用咖啡凉了。　　“我得去营房。”他说。　　“先吃饭。” 　　“没时间。” 　　“吃完饭再去。”英格丽德的声音不大，但有一种让他停下来的东西。弗里茨回头看她，她正在往面包上抹人造黄油，一刀一刀，抹得很均匀，好像今天和昨天一样，和前天一样，和过去十二年一样。　　他走回桌边坐下，拿起面包，咬了一口。　　埃里希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，弗里茨刚吃完第二片面包。老头站在厨房门口，没往里走，只是看着窗外那棵椴树，看着树下那些士兵。他的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了，但那两只眼睛还是亮的，像两块烧过的炭，里面还有一点火星没灭。　　“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他问。　　“不知道。”弗里茨说，“我醒的时候就那样了。” 　　埃里希走到窗边，站了一会儿。然后他转身，从衣架上取下那件穿了十六年的旧大衣，往门口走。　　“爸，你去哪儿？”弗里茨站起来。　　“出去看看。” 　　“现在不能出去。” 　　埃里希回头看着他儿子。弗里茨穿着那身皱巴巴的睡衣，站在桌边，脸上的表情让他想起很多年前——想起那个站在废墟里不知道往哪儿走的少年，想起那个第一次穿上制服在镜子前站了很久的年轻人。　　“弗里茨，”埃里希说，“你穿着那身制服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你不能出去。我现在没穿制服，我想出去就出去。” 　　他拉开门，走进那条安静的、空荡荡的街。　　埃里希往东走。　　他走得很慢，经过面包房的时候往里看了一眼。汉斯先生站在柜台后面，两只手撑在玻璃上，正在往外看。他们的目光碰了一下，汉斯先生朝他点点头，他也点点头，都没说话。　　走到街角的时候，一个士兵拦住他。　　“同志，前面不能过。” 　　埃里希停下来，看着那个士兵。年轻，很年轻，年轻到嘴唇上那层绒毛还没长齐。他的枪斜挎在肩上，保险开着，枪口朝下。　　“我去看我女儿。”埃里希说。　　“您女儿住哪儿？” 　　“街那边。” 　　士兵愣了一下。“哪边？” 　　埃里希抬手往东指了指。那个方向，两百米外，有一栋灰扑扑的公寓楼。他女儿乌尔苏拉住在那栋楼的三层，嫁了一个钳工，生了两个孩子。两个孩子他没见过几次，一个三岁，一个刚会走。每次他想去看，都要走十分钟，穿过整条贝瑙街。　　现在那十分钟变成了一道关卡。　　“同志，您不明白，”士兵说，“那边现在……” 　　“现在怎么了？” 　　士兵没回答。他往旁边看了一眼，那里站着一个穿灰色制服的人，年纪大一些，袖口上有三道杠。那个年长的走过来，打量了埃里希一眼。　　“老人家，您住哪儿？” 　　“贝瑙街23号。” 　　“那边是东边，您这边也是东边。”年长的说，“您女儿住的那边还是东边。都是东边，您有什么急事非得今天去？” 　　埃里希看着他。“你是东边人吗？” 　　“是。” 　　“你女儿住哪儿？” 　　年长的没回答。　　埃里希转身往回走。他走得很慢，走到面包房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，又往里看了一眼。汉斯先生还站在柜台后面，两只手撑在玻璃上，姿势和刚才一模一样。　　埃里希推门进去。　　“汉斯。” 　　“埃里希。” 　　两个老头隔着柜台站着。柜台上摆着几个空筐，筐底沾着面包屑。今天的面包还没送来。　　“你那边怎么样？”埃里希问。　　汉斯摇了摇头。他住在街西头，门牌号是58，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线。以前埃里希来他这儿买面包，走过去五分钟。现在那五分钟被两个士兵、一道还没砌起来的墙隔开了。　　“我老婆的妹妹，”汉斯说，“今天本来要来吃早饭。她每次来都走十五分钟，从东头走到西头，拎着她自己腌的酸黄瓜。我老婆六点就把桌子摆好了，等到现在，人没来。” 　　埃里希没说话。　　“埃里希，”汉斯说，“你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？” 　　“什么？” 　　“前天她来的时候，我老婆说，明天还来啊，后天就不用来那么早了，大后天天气热，可以晚点来。她说好好好，来，都来。现在，来不了了。” 　　汉斯伸手从柜台下面摸出一根烟，点上。烟雾在空荡荡的面包房里飘散，和面粉的细屑混在一起。　　“那条线画了十二年，”他说，“画在纸上，画在地图上，画在电线杆上。我一直以为它就是一条线，你从这边走过去，就到那边了，线还在你身后，没什么变化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它不是线，它是刀。” 　　弗里茨到营房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。　　操场上站满了人，一排一排，枪都擦得锃亮。他没有去排队，而是直接往办公楼走。有人在后面喊他，他没理。　　排长的办公室在二楼，门开着。弗里茨站在门口，看见排长背对着门站着，正在看墙上那张柏林地图。地图上用红笔画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线，从城北画到城南，把整个城市切成两半。　　“报告。” 　　排长转过身，看了他一眼。“你怎么现在才来？” 　　“家里有点事。” 　　排长没说话，走回桌边坐下。桌上摊着几张纸，密密麻麻打着字。他拿起一张，看了看，又放下。　　“弗里茨，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” 　　“十二年。” 　　“十二年。”排长点点头，“从四九年就开始干。那时候你还是个毛头小子，枪都端不稳。现在你孩子都该上小学了吧？” 　　“还没，才四岁。” 　　“四岁。”排长又点点头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操场上那些排成队列的人。他们站得很直，一动不动，像一排刚栽下去的木桩。　　“今天凌晨两点，接到命令。”排长说，“封闭西柏林边界。所有通往西柏林的街道、铁路、地铁，全部切断。从今天开始，东德公民未经许可不得前往西柏林。” 　　弗里茨站在那里，听着。这些话他早就猜到了，从早上看见那些士兵开始就猜到了。但真的听见的时候，还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口堵着，闷闷的，喘不上气。　　“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”他问。　　“维持秩序。”排长说，“不要让老百姓靠近边界，不要让任何人试图翻越。如果有人靠近，先警告，警告不听，鸣枪示警，再不听……” 　　他没说完。　　弗里茨也没问。　　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照在那张柏林地图上。那条红笔画的线很粗，从城北一直画到城南，像一道还没愈合的伤口。　　英格丽德站在窗边，看着那条街。　　她已经站了很久，久到那杯代用咖啡彻底凉了。街上还是没有人，只有那些士兵，站在树底下，站在电线杆旁边，站在每一个能站的地方。　　门开了，埃里希走进来。他脱掉那件旧大衣，挂在门后的钩子上，和弗里茨的制服挨在一起。那件制服今天早上还挂在那儿，现在不见了。弗里茨走的时候穿走了。　　“看见什么了？”英格丽德问。　　“看见了墙。”埃里希说。　　“还没砌起来呢。” 　　“砌没砌起来都一样。”埃里希走到桌边坐下，端起他那杯凉透的咖啡，喝了一口，皱了皱眉，“我走到街角，有个兵把我拦住了。我说去看女儿，他说不能过。我说我女儿就住那边，两百米，他说那边是那边，这边是这边，以后不能随便过了。” 　　英格丽德没说话。她看着窗外，看着那棵老椴树，看着树下那些士兵。那个年轻的还在那儿站着，腮帮子上的绒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　　“他叫什么来着？”埃里希问。　　“谁？” 　　“那个兵。拦我的那个。” 　　“我怎么知道。” 　　“十八九岁，可能二十。嘴唇上还有绒毛，像没长熟的李子。”埃里希把杯子放下，“我看着他，突然想起来，弗里茨那个年纪的时候在干什么。四九年，弗里茨也十七八岁，刚从废墟里爬出来，不知道往哪儿去。后来他穿上那身制服，再也没脱下来。” 　　英格丽德转过身，看着埃里希。　　“爸，你想说什么？” 　　埃里希摇了摇头。“没什么。就是突然想起来。” 　　窗外传来一阵轰响。是卡车，很多卡车，从街东头开过来。英格丽德走到窗边，看见那些卡车一辆接一辆停下，车上跳下来很多人，穿着工装，拿着铁锹、镐头、水泥袋。他们开始卸货，开始在街中间挖坑，开始在坑里灌水泥，开始往水泥里插钢筋。　　墙，真的开始砌了。　　英格丽德站在那里，看着那些人干活。他们干得很快，很熟练，好像早就练过很多遍。有的在挖坑，有的在和水泥，有的在搬砖，有的在砌墙。砖是灰色的，和这个城市的天空一个颜色。墙越砌越高，从地面升起来，升到膝盖那么高，升到腰那么高，升到胸口那么高。　　那个年轻的士兵站在旁边看，看了一会儿，走过去帮忙。　　英格丽德看见那个场景，突然想笑。一个背着枪的士兵，在帮民工砌墙。他砌得很认真，一块砖一块砖往上摞，摞到一定高度就停下来，用水平尺量一量，看歪没歪。　　“英格丽德。”埃里希在她身后叫她。　　“嗯？” 　　“饭好了吗？” 　　英格丽德愣了一下，回头看他。老头坐在桌边，面前放着那个空杯子，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好像窗外那些挖坑的人、砌墙的人、背着枪帮忙的人，都和他没关系。　　“我去做。”她说。　　她走进厨房，生炉子，洗土豆，切菜，动作和每天一样。炉火的光映在她脸上，一明一暗。她切着切着，突然停下来，看着手里的刀。那把刀她用了十二年，刀背磨得发亮，刀刃换了三次。她用这把刀切过多少土豆，多少洋葱，多少香肠，多少面包，她已经数不清了。　　她继续切。　　中午，弗里茨没回来吃饭。　　英格丽德把土豆汤端上桌，和埃里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喝。汤很烫，他们喝得很慢，谁都没说话。窗外砌墙的声音一直没停，铁锹铲土的刺啦声，砖头撞击的闷响，偶尔有人喊一声“再来一袋水泥”，声音在空荡荡的街上回荡。　　喝完汤，英格丽德站起来收拾碗筷。她走到窗边，往那个窗台上看了一眼。　　空的。　　那只姜黄色的碗还在，碗底有一点干了的汤渍，但碗里是空的。猫没有来。　　她站在那里，看着那只空碗，看了很久。那只猫从四九年就开始来，每天早晨，每天傍晚，风雨无阻。它从西边过来，穿过整条街，跳上这个窗台，等着她倒汤。十二年，四千多个日子，它一次都没缺席过。　　今天它没来。　　英格丽德把碗拿进来，洗干净，放回碗柜里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留着它。也许明天它会来，后天它会来，大后天它也会来。也许墙砌起来之后，它能找到别的路，从砖缝里钻过来，从墙头上跳过来，从什么地方钻过来。　　也许不能。　　晚上，弗里茨回来了。他走进门，把枪放在门边，把制服脱下来挂在钩子上。那件制服上沾着灰，袖口磨得发亮，肩膀上有汗渍印出的白霜。　　他走进厨房，在桌边坐下。英格丽德把晚饭端上来，还是土豆汤，还是和中午一样。三个人喝汤，谁都没说话。　　喝完汤，弗里茨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往外看了一眼。　　外面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但能听见声音，那些砌墙的人还在干活，铁锹铲土的刺啦声，砖头撞击的闷响，偶尔有人喊一声什么。　　“他们要砌多高？”英格丽德问。　　弗里茨没回答。　　他站在窗边，看着外面那片黑暗。在那片黑暗里，有一道墙正在升起来，越升越高，把这座城市分成两半，把这个国家分成两半，把无数个家庭分成两半。　　他想起早上那个站在他面前的工人，那个秃顶、眼镜片很厚的男人，问他定额为什么又涨了，问他干十个小时都完不成怎么办。那是八年前的事。八年后，那个人在哪儿？他还在不在？他的孩子还挨不挨饿？　　他不知道。　　他只知道，明天他还要穿上这身制服，去站岗，去维持秩序，去让老百姓不要靠近那道正在砌起来的墙。　　他转过身，看见英格丽德正在收拾碗筷。她的背影对着他，弯着腰，在水池边洗碗。炉火的光映在她身上，一明一暗。他想起二十二年前，第一次在废墟里见到她的时候，她也是这个姿势，弯着腰，从瓦砾堆里拣出几个没碎掉的碗。　　“英格丽德。”他叫她。　　她没回头。　　“英格丽德。” 　　“嗯？” 　　“对不起。” 　　她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洗碗，什么都没说。　　窗外，砌墙的声音一直没停。　　那天晚上，那只姜黄色的猫没有来。　　第二天也没来。　　第三天也没来。　　它再也没来过。　　【第三章完】　　章节后记：历史注脚　　1961年8月13日，星期日，凌晨。东德政府在东柏林与西柏林交界处开始修建围墙，史称“柏林墙”。这是冷战时期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，旨在阻止东德公民逃往西方。修建行动代号为“玫瑰”，由东德人民军、警察和“战斗工人连队”共同执行。边界被完全封锁，街道被切断，地铁停运，有轨电车改线。最初建起的只是铁丝网和简易砖墙，后经四次扩建，最终形成全长155公里、高3.6米的混凝土围墙体系，配备瞭望塔、电网、壕沟和雷区。柏林墙的修建标志着东西方对峙的物理化，也成为东德政权合法性持续流失的象征。1961年至1989年间，约有5000人试图翻越柏林墙逃亡西方，至少140人在逃亡过程中丧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