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生80年代：从赶海开始 · 装修

　　两个碗碰了一下。　　我喝了口酒，辣得嗓子眼发紧。他看着我，说：　　“你以后打算咋办？” 　　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房子还在。” 　　“嗯。” 　　“装修完了，货架子也打了，招牌也做了，”我说，“就差货。” 　　他看着我，等我说下去。　　我接着说：“阿建那边，钱还留着。他说等我出来，一块儿再去南方。” 　　他点了点头。　　“那就去。” 　　我看着碗里的酒，看了半天，说：　　“但不去石狮了。” 　　“去哪儿？” 　　我抬起头，看着他。　　“去更远的地方。” 　　他没问更远是多远，就点了点头，把碗里的酒一口干了。　　干完了，他说：　　“我跟你一块儿去。” 　　我愣住了。　　他看着我，那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他看我，眼里总带着点自嘲，带着点“咱就是个粗人”的自贬。现在，那眼神里啥也没有，就平平静静的，像一口井。　　“那二十几封信烧了之后，”他说，“我想明白了一件事。” 　　“啥事？” 　　“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暂时落魄，总有一天会恢复‘本该有的样子’，”他笑了笑，“但那样子，从来就没存在过。” 　　我没说话。　　他接着说：“我就是我。种地的出身，农村的长相，这辈子也变不成城里人。但那又咋样？” 　　他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看着外头的月亮。　　月光照在他身上，照着他那件旧军装，那条灰涤纶裤，那双麻绳绑着的黑皮鞋。　　他背对着我，说：　　“我想去南方看看。不是去找谁，不是去求谁，就是去看看。” 　　我也站起来，走到他身边。　　两个人站在门口，看着月亮。　　看了一会儿，我说：　　“那就一起去。” 　　他转过头，看着我。　　我也看着他。　　他笑了。　　那笑，跟我以前见过的都不一样。没有自嘲，没有不甘，没有那种“我本该如何如何”的怨气。　　就是笑。　　干干净净的笑。　　第二天一早，我去找了阿建。　　他在家，正蹲在院子里擦那辆摩托车。看见我进来，他站起来，走过来，上下打量了一遍——从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，到裤腿上溅着的黄泥点子，到脚上那双解放鞋改的拖鞋。　　打量完了，他伸出手，在我肩膀上拍了拍。　　“出来了？” 　　“出来了。” 　　他点了点头，从口袋里掏出烟，递给我一根。　　两个人蹲在院子里抽烟。　　抽了两口，他说：“钱还留着呢。” 　　“我知道。” 　　“啥时候走？” 　　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再过几天。” 　　他扭头看我。　　“等个人。” 　　“等谁？” 　　我没回答，指了指他手里那张纸——那张去南方的线路图，三个月前我给他添了一笔的那个地方。　　他低头看了看，抬起头，看着我。　　“那个人，去这儿？” 　　我点了点头。　　他把那张纸往地上一拍，说：“行，那就等。” 　　从阿建家出来，我去了刘衡那儿。　　他还是蹲在院子里磨刀。看见我进来，他抬起头，说：　　“又来了？” 　　“嗯。” 　　我在他旁边蹲下。　　他继续磨刀，磨一会儿，用拇指肚蹭蹭刀刃。蹭完了，他说：　　“听说你还要去南方？” 　　“嗯。” 　　“这回干啥？” 　　我想了想，说：“进货。” 　　他点了点头。　　我又说：“还带个人。” 　　“谁？” 　　“陈旭东。” 　　他磨刀的手停了一下。　　就那么一下。　　然后继续磨。　　磨完了，他把刀放下，看着我。　　那眼神，我看不懂。　　看了几秒，他说：　　“你变了。” 　　我愣了一下。　　“变啥了？” 　　他摇了摇头，说不上来。但他就那么看着我，看着看着，突然笑了。　　他这人，平时不笑。一笑起来，那张脸看着怪吓人的，像庙里的金刚活了。　　但他就是笑了。　　笑完了，他站起来，进屋。出来的时候，手里拎着块肉，用草绳系着，递给我。　　“给你妈带去。” 　　我接过来。　　他又说：“你那个房子，我给你看着呢。没人动。” 　　我点了点头，站起来，往外走。　　走到门口，他在后头喊了一声：“哎！” 　　我回头。　　他站在那儿，站在阳光下，站在那些挂着的肉、那些磨好的刀中间。膀大腰圆的一坨，系着那条胶皮围裙，围裙上还是有干了的血点子。　　他说：“下次回来，给我带把好刀。” 　　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　　“行。” 　　回到家，王桂芬正在院子里晒被子。　　我把那块肉递给她，她接过去，看了看，说：　　“刘衡给的？” 　　“嗯。” 　　她把肉收起来，继续晒被子。　　我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她。　　她比以前更瘦了，更干了，像一棵被风吹了太多年晒干了水分的老白菜。但她晒被子的时候，还是会用手把被角抻平，一下一下的，抻得认认真真。　　我走过去，在她旁边蹲下来。　　她没看我，继续晒被子。　　晒完了，她站在那儿，背对着我，说：　　“又要走？” 　　“嗯。” 　　她不说话了。　　我蹲在那儿，看着她的背影。　　看了很久，我开口了：　　“妈，我以前……有个东西，压枕头底下压了三年。” 　　她没回头。　　“每天晚上摸出来看一眼，看完再塞回去，”我说，“那东西，我撕了。撒风里了。” 　　她还是没回头。　　我接着说：“但我撕了之后，才发现一件事。” 　　“啥事？”她问。　　我说：“我一直觉得，只要有了城镇户口，就能变成城里人。但城里人不是那么变的。” 　　她转过身，看着我。　　我蹲在那儿，抬头看着她。　　阳光照在我们俩中间，照出两道影子，一道长的，一道短的，挨着。　　她说：“那你变成啥了？” 　　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不知道。” 　　她不说话了。　　站了一会儿，她又转过身，继续晒被子。　　我站起来，进了里屋。　　倒在床上，盯着房顶上那些发黄的报纸。　　它们还在。　　那些招工启事，那些“城镇户口”，那些“全民合同制工人”，都还在。　　我看着它们，看了很久。　　然后我笑了。　　把手伸到枕头底下——空的。　　那支钢笔，那三个月前买的高级货，在里头的时候，让刘衡收走了。他说那是证据，得留着。后来案子判了，他说还我，我说不用了，你留着吧。　　所以现在枕头底下啥也没有。　　空的。　　但我躺在那儿，觉得挺踏实。　　傍晚的时候，有人敲门。　　我去开门，是林小满。　　她站在门口，穿着那件浅蓝色碎花衣裳，手里捧着那本书——《野菊花》。　　“给你。”她说。　　我接过来。　　她说：“这本是送你的。上头……上头我写了字。” 　　我翻开。　　扉页上，她用那笔一笔一划的字写着—— 　　“给那个帮我把它带去南方的人。” 　　我抬起头，看着她。　　她站在门口，站在夕阳里，脸上有点红。不知道是夕阳照的，还是别的什么。　　她说：“听说你还要去南方？” 　　“嗯。” 　　她抿了抿嘴唇，把话在嘴里过了一遍筛子，然后说：